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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苡和她的同時代——關于《一百年,許多人,許多事》

      來源:《揚子江文學評論》 | 申霞艷 (2024-02-20 14:31) 5995503

       能在太陽底下看見的東西總不如在玻璃后面發生的事情有趣。

      ——波德萊爾

      楊苡(1919年-2023年),自詡“生正逢時”,《一百年,許多人,許多事》以親切的口吻憶舊,往事歷歷,故人宛在,私密又廣闊、天真又滄桑,笑與淚躍然紙上。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激活沉睡的歷史細節,與已有的知識互照,作家及翻譯家的過往、虛構與非虛構以及二十世紀壯闊的革命浪潮交疊,沉郁的時代感油然而生。

      漫長的中國古代文學史中幾乎沒有女性的位置(李清照是個案)。“學而優則仕”,從根上看,中國古代文學史是一部以“仕”為圓心,通往仕途以及離開仕途為半徑的圓。舊時信奉“女子無才便是德”,女性沒有受教育進入公共空間的權利,自然無法通向仕途、文學場以及其他公共空間。中外亦然。英文中的歷史是history,可以說古典史都是男性的故事、男性的講述和男性的價值。伍爾夫在演講中假設莎士比亞有個妹妹叫裘利亞,盡管跟哥哥一樣才華橫溢、愛好戲劇,大膽離家逃到倫敦卻無法維持生計,“十六世紀一個女人若是有特殊的天才,一定會發狂,自殺”,因為沒有“一間自己的屋子”和五百英鎊的年薪。而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同齡的楊苡卻與哥哥楊憲益、嫂子戴乃迭以及丈夫趙瑞蕻一道成了翻譯家。她翻譯的《呼嘯山莊》至今仍滋養著我們。她的姐姐楊敏如也成為優秀的古典文學學者。在女性主義學者戴錦華看來,新女性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明。中國女性開始走出家庭,逃出宗法的藩籬,男女同校受教育,參加工作、革命,追求獨立與自我實現……當然這是一條鋪滿荊棘鋪滿血的道路。許多日子,許多悲劇,許多成長,許多告別……百歲老人楊苡的娓娓講述帶我們進入家庭,進入人生,非虛構講述與文學敘事對照,更容易理解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新”,理解現代轉型的“現代”,理解女性在歷史中的艱難成長及精神蛻變。

      “玻璃后面”的“五四”女兒

      口述傳《一百年,許多人,許多事》的撰寫者余斌在附錄《書成漫記》(第422頁)中寫道:“她更看重的是她的家,她的親情、友誼,她經歷的人與事,簡言之,比之于獲得成就,她更關心她的生活,她的‘日子’。”這是我們進入傳主回憶世界的鑰匙。五四運動撬動了舊堡壘的根基,冥冥中暗示著她的命運,由一位深宅的閨秀成長為新女性、知識分子。從大家庭進入學校、廣場、時代風暴是“五四”這代人的共同道路。楊苡以獨特的女性視角細細摩挲一生近四萬天的光陰,她對現代轉型的切身感受呈現了“小我”眼中革命的陰面,對諸多親朋師友一生的簡筆勾勒讓我們看到大歷史所不曾“深描”的部分。

      放下《一百年,許多人,許多事》,我就去找《楊憲益自傳》來讀。兩兄妹的回憶重點、講述風格懸殊:妹妹楊苡擅長描述私密的空間,她敏感于人情的宛轉、兄妹的情誼、日常的點滴;楊憲益的自傳是用英文寫然后翻譯的,具有真正的國際視野,面對西方觀眾,立意上是對自己雙向翻譯家的身份認同。早年的家庭生活在楊憲益的筆下大而化之,他一生下來就被正室的娘抱去撫養,成為全家的關注中心,過著小皇帝般的生活。錦衣玉食卻讓他的心向往窗外,他的眼睛盯著“詩與遠方”,他的自傳更像西方的流浪漢小說,隨著年齡的增長,所描述的空間不斷轉換。將這兩位翻譯家兄妹的自傳進行對讀,能獲得更多。

      在口述的扉頁中楊苡寫道:

      我對家的印象很糟糕,鴉片、小腳、姨太太,讓人氣悶的生活方式……

      我最強烈的沖動,就是像《家》里的覺慧那樣,離開家,擺脫那個環境,到外面廣大的世界去。

      對家庭內部空間的細繪讓我們感受到上流社會家庭內部森嚴的等級制度,小到一張合影也能彰顯權力差異,祖父著便裝、祖母卻濃墨重彩十分正式,著裝的離奇呈現各自的身份認同。楊苡能夠抓住記憶的吉光片羽來勾勒時代趨勢,比如傳統戲劇和話劇的分野恰好表征時代精神生活的新趨勢。上流社會已經開始接觸電影、錄音、寫詩歌、通信,而普通人家還在為生計掙扎。母親那一代舊女性的命運只能靠父家、夫家決定,而生母的被賣卻為楊苡姐妹迎來了上學的可能??箲饡r期,迷上詩歌的楊苡勇敢地走出家庭,到西南聯大上大學,并終生與《家》的作者巴金保持深厚的情誼。“家”成為舊制度、舊宗法的堡壘,《家》中的覺慧成為這代人的精神號角,吹響了沖出去的集結號。楊家兄妹負載著“新文化運動”的精神。妹妹有感于家庭內部的晦暗,哥哥從外部影響和時代召喚著眼,共同譜寫出“五四”兒女的思想傾向與人生選擇的篇章。哥哥楊憲益受時代感召留學牛津大學,在陌生的世界中漫游、歷練、成長。他在自傳中寫道:“一個中國青年傾向馬克思主義,這絕非偶然。我這一代人中的大多數都走了同一條道路。這是中國人民不可避免的歷史趨向。拿我自己來說,也許我早年閱讀的諸如意大利愛國志士和政治思想家馬志尼的《人的責任》,中國第一個共和國的締造者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以及其他中國和西方的前馬克思主義、非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思想家們的著作都有助于塑造我的未來。”[1] 楊憲益的理性歸納與楊苡的感性展現共同譜寫出歷史的縱深。一代青年對于現代的嶄新想象和奮斗最終改變中華民族的命運。

      “春江水暖鴨先知”,上流社會更早感受到時勢的變化,開明的楊苡祖父讓兒子們到日本和西歐不同的國家留學,眼界洞開。烏衣貴胄之家與《紅樓夢》中的賈府有幾分相似,楊苡兄妹的回憶都顯示家道中衰后的一系列變化:不斷搬家、房子小了、周邊環境差了、交往的人群也開始低就,但這些并未對他們的生計和成長造成威脅。他們一直受著“貴族教育”,同學們非富即貴,這些名字像珍珠一樣閃爍在歷史的字里行間。楊苡到西南聯大求學,行李比普通人家的同學多很多,有自己專門的存折,可以經常請客。種種細節都顯示社會階層的巨大差異,上流家庭內部的種種腐朽沒落與荒誕殘忍預示著其衰朽的必然性。

      悲劇的底本無法上演喜劇的人生

      楊苡的回憶以女性視角展開,上流社會一個家庭母女兩代的斷裂和同代兄弟姐妹之間的巨大不同深刻地呈現出女性整體命運的悲劇底色。女性的全部職能是生育,是傳宗接代、相夫教子,丫鬟被主人當禮物送人,女兒被生父當商品買賣,嫁入豪門的生活內容只剩下麻將,而麻將的座位也是男權等級的延伸。

      楊苡的父親楊毓璋出身名門,早年留學早稻田大學,回國后任中國銀行行長,當時中國銀行是北洋軍閥的錢袋子。父親娶了三房,妻妾的命運宛然一出大戲,在家庭內部地位十分懸殊。娘為大家閨秀,但見識平庸,上午裹腳,下午麻將,此外別無愛好。懷了八個孩子,只養活兩個女兒,大女兒被慣壞,小女兒染肺結核早亡。楊憲益出生后就被大娘抱去撫養,怕有任何閃失,擔心被綁票不敢送學校去讀書而是請家教上門,擔心溺水而不能隨娘和姐妹們去北戴河度假。即便如此,男孩子感受到的只是氣悶,不大體會得到以男性為中心的權力結構對女性和弱者的傷害與侮辱。

      楊苡的母親是大姨太,是被其父親賣進楊府的。母親運氣好,頭胎就生了兒子,母憑子貴,但姨太太的身份是原罪,像“紅字”烙在心口。她牢記大家族的規矩,生怕孩子被別人說了去?;仡^細想,雖是被賣入楊家為妾,母親自己也得以改變,先是放了裹腳,女性的解放從“解放腳”開始。從某種意義上裹腳就是裹頭,讓女性止步于“女主內”的生活方式。三寸金蓮是男權文化對女性身體和精神的雙重禁錮,小腳無法走進“詩與遠方”。父親給母親取了名字徐燕若,而不必再被喚為“祥林嫂”“單四嫂子”,還買來一柜子《說部叢書》,教母親認字,父親將自己認為要緊的東西也存放在母親這里。在養育孩子成長的過程中,母親也受到新思潮的熏染,聽戲、看電影、照相、聽音樂,聽孩子們講學校的新鮮事兒,內心也得到撫慰和滋養,臉上漸漸有了笑意。楊苡三兄妹能夠成為在中國文化上卓有建樹的翻譯家、學者,恰恰跟父親對母親的啟蒙教育相關,母親恪守三從四德,以大家族的禮儀規訓閨女,沒有母親批準不得出門,姐姐已經成年寄到家里的情書還會被母親拆閱監督。同時母親自身被賣的悲慘命運使她特別樸素地崇尚教育,對比其他各房,不能不說是徐燕若的嚴厲教育和深沉的愛促使他們兄妹成才。

      比起楊苡兄妹,“大公主”楊蘊如的故事讓人唏噓。“大公主”的命運并非個案,中國家庭向來是不公開談論婚戀的,更何況性。男權文化對純潔的要求讓庭院深閨的女性對性知識極度貧乏,這甚至成了女性生命悲劇的導火索。張愛玲深有感懷地說她們這一代:“先讀到愛情小說,后知道愛。”“大公主”楊蘊如第一次婚姻是媒妁之言,名門聯姻。受“五四”新風氣影響,她同孫家少爺通了一年半載的書信,算得上志同道合。但長于深閨宅院的大小姐對新婚之夜十分恐懼。不像鄉村的女性能夠通過動物的交配自然而然地獲得一些性知識,過于純潔過于天真的閨閣讓少女想入非非,滿腦袋都是愛情的浪漫幻影,真實的生活知識卻一貧如洗,應對闕如。后來大姐夫放下姿態上門求她回家,有心理陰影的“大公主”無法再面對他,只好登報離婚了事。這在今天看來簡直是匪夷所思,但當時一點也不奇怪,后文也有呼應,體弱多病的二姐去北戴河療養看見海邊穿泳衣的男性會頭暈目眩。楊苡的親姐姐楊敏如是燕京大學的文學碩士,對姐夫羅沛霖一見鐘情,盡管她滿腹詩書,但婚后好幾個夜晚他們未曾同房,對英國嫂子戴乃迭自由討論情愛感到十分羞恥。丫頭來鳳在家懷孕直到產子,母親居然毫不知情。“大公主”離婚后到燕京大學旁讀,主要目的是湊熱鬧和炫富,同父異母的楊敏如以與她同學為恥。學校請周作人講座,找“大公主”借車,“大公主”很樂意,并跟在車旁扭捏作態。她跟新時代之間隔著“厚厚的障壁”,旁讀并未讓“大公主”獲得新生。她在校園認識了第二任丈夫,嫁到南方,結果因陪嫁的傭人生事再次離婚,接回家后口中念念有詞,發了瘋又染上了鴉片。接著是抗日戰爭、娘死,最后病痛交加而死。楊苡以慈憫之心、人道主義的溫情講述這些悲劇,少女天真的眼光和老年歷盡滄桑的后置視角交疊,細節新鮮、評價老到,比如二姐得肺結核被隔離,臨死仍被道士弄法事,砍掉頭的公雞血淋淋地撲到二姐床前,給溫室里的二姐留下永久的驚恐。娘極盡奢華給二姐入棺,結果反因陪葬的珠寶棺木遭盜,適得其反。有錢的大家族常會因為錢太多反而弄出各種慘無人道的怪事來,父親的病并不太重,由于人多口雜,中醫、日本醫生、德國醫生輪番出診,用藥過度而亡,家道衰落。

      如果說“大公主”的人生有太多自作孽的成分,那么四姐的命運就只能讓人同情、悲嘆,她的命運落差極大。四姐的生母為二姨太,丫鬟出身,十四歲就被主人送給父親。四姐集生母的漂亮和父親的聰慧于一身,良好的教育、時代的感召讓她自幼著迷于戲劇。父亡家變隨生母離開大家庭后失去了經濟來源,靠演戲養家糊口?!侗毖螽媹蟆吩鴮⑺醭商旖蜃钣忻钠庇?、天津名媛,但當她真的下??砍獞驗樯?,中國銀行卻出面不許再捧她,她就淪落到底層的小戲園里。幾乎是對伍爾夫預判的模仿,“沒有女孩子能走到倫敦去,站在戲院門口,設法找到戲子的經紀人而不使她自己遭受強暴,忍受痛苦。”四姐迷上早有家室的北昆名角,懷孕、墮胎,當晚即登臺唱戲,在后臺大出血而死,鮮血染紅舞臺。悲劇的底本無法上演喜劇的人生。面子觀削弱了高門巨族的生命力,反而是買來的丫頭來鳳雖然慘遭二師傅霸占,懷胎生子,歷經風浪依然活到高齡,老了依然與“我”一起憶舊。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美國大兵與當地中國女性野合的插曲也從側面旁證民間的活力。無論戒律多么森嚴,情欲總伺機旁逸斜出。

      口述中涉及女性生育的片段還很多,懷不上孕用草紙裝大肚子的、因丈夫出軌自殺的、生孩子過程難產的、用鴉片治療致死的、妻妾大打出手的……古今之變并非一個口號,新思想與舊道德的沖突與千千萬萬具體的人生際遇聯系在一起。在宗族文化的宰制下,女性的天空是逼仄的,人生的腳本早已定型,出路非常有限:要么墮落,如瑪格麗特(《茶花女》)、陳白露(《日出》);要么發瘋,如繁漪(《日出》)、頌蓮(《妻妾成群》);要么速死,如子君(《傷逝》)和祥林嫂(《祝?!罚?,這幾乎是出走的“娜拉”命定的標配。楊苡幾位姐妹與子君的悲劇異曲同工,當時社會并未準備好接受獨立自強的新女性,沒有提供相應的教育、工作機會、薪酬待遇,也沒有相應的認知。即便塑造了子君的魯迅先生在真實的生活中,也還是將許廣平留在家里,“你做事這些薪金,要辛苦一個月,看人家面孔,我兩篇文章就收來了,你還是在家里不要出去,幫幫我,讓我寫文章吧”[2]。要知道,他們相識于北師大,許廣平是非常勇敢的,抗拒婚約、參加學潮并毅然跟隨魯迅奔赴上海。女性的生命故事必然是與政治、經濟密切相關的歷史故事,是對既定歷史的補充、改寫,同時傳布新價值?,敻覃愄?middot;阿特伍德從珀涅羅珀(奧德修斯的妻子)的口吻重新講述奧德賽出征的故事,家中十二位女仆的冤屈得以伸張,珀涅羅珀在家里的“一個人的戰爭”也得到彰顯。楊苡口述錄異曲同工,其魅力正來自邊緣的女性視角,她對“被侮辱和被損害”者充滿深深的慈悲,一直躲在男性陰影下的女性生活被看見。

      大道至簡,文化就是人類求偶、聯姻、繁衍的生存方式。一種文化的初始階段混亂卻飽含活力,發展到一定階段,“鐘鼓樂之”。上流社會內部等級森嚴,男尊女卑、嫡庶分明,繁文縟節,不僅不與廣大的下層階級來往,與同一個宅子的傭人們也分開居住,涇渭分明。禮儀皆備反而戕害生命,過度的凈化、過嚴的禮儀對貴族階層本身也有“反噬”作用。大家族慢慢喪失生命力,失去生活的興致與情調,甚至喪失了動物存留基因的本能,這也是舊文化衰朽的內因。我們從中可以理解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合理性,理解“父子反目”和革命的合目的性。歷史是社會多種合力造就的結果。

      楊苡眼中的作家、老師與文學生活

      楊苡的親歷加深了我們對二十世紀文學場的理解,虛構作品得到非虛構的印證。如“母憑子貴”,楊憲益的降生極大地提高了他生母的地位。又如“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父親并不喜歡娶妾卻有三房太太,由此理解《白鹿原》中白嘉軒為什么一連娶六個妻子,甚至不顧喪服在身。醫術欠發達,生孩子真的是到鬼門關打一圈。女作家廬隱想省錢在家生產,結果大出血而亡;《駱駝祥子》中虎妞也是難產而死的。蕭紅的人生一再被懷孕改寫,這也導致生育成為蕭紅寫作的高頻情節,她筆下的女性往往由于懷孕而陷入被動的人生泥淖中;《生死場》中金枝的生育跟豬的生育并置,女性徹底被降到動物的位置上。女性被物化,不僅父母可以買賣女兒,主人也可以將丫鬟隨手送人,這可以從《家》中鳴鳳投水自殺的悲劇得到印證。讀書、受教育本為接受新知識和新思想,但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很多家長送女生讀書是為了使其具有擇偶優勢,賣個好價錢。女學生“物以稀為貴”,《青春之歌》中林道靜被送去上學是因為大太太希望將她嫁給當地的官員;《妻妾成群》中女學生頌蓮因父親病故而中斷學業嫁入陳府,一度受老爺陳佐千特別的寵愛。這些現象從負面說明新思想、新價值在絲絲滲透。新舊文化的博弈融在生活中,婚戀觀最能反映時代的價值。

      第二部分楊苡回憶她在中西學校里度過的十年時光,是最溫暖、明亮的部分。中西學校是一所教會學校,有先進的教學理念,也有良好的師生關系,在這里她與西方文化相遇,翻譯家的種子由此播下。那些青春的歌唱如余音繞梁讓人回味,以美育人使她終生保持健全的人格、清朗的情操。那是一個通信的慢時代,人言為信,寫信是一代人共同熱愛的交流方式。梁啟超、傅雷等人的家書,齊邦媛的《巨流河》、萬方的《你和我》等傳記作品都呈現書信的魔力。楊苡追星也與眾不同,她大膽給好萊塢明星瑙瑪·希拉寫信,意外地收到飄洋過海的六寸彩照,并附有親筆簽名。她讀了巴金的《家》就給他寫信,沒成想與巴金成了終生的摯友。巴金還將自己的哥哥介紹給她,這是最讓人難忘的一段感情,純潔而懵懂的楊苡“愛而不自知”,她與李堯林先生的通信按時間標了號碼,大李先生的病故使這段感情永遠存封在楊苡的心靈深處。她終生愛著信箋,信也見證了她“在歷史中成長”。在西南聯大與詩人穆旦之間的“比友誼高一些,比愛情低一些”的異性閨蜜情同樣迷人。但與丈夫趙瑞蕻的戀愛打亂了她的整個人生節奏,未婚先孕一方面是性知識匱乏,另一方面也是受深植于潛意識中的叛逆所影響。自幼的“妨父”惡名和母親的嚴格管制給她留下身體的饑餓記憶,她愛上沒落家族的大李以及與來自普通鄉紳家庭的趙瑞蕻結合都是對本階級的反抗。哥哥楊憲益娶一位英國女子也是對門第觀念的挑釁。他們,“五四”的兒女們,都像《家》中的覺慧、《雷雨》中的周沖一樣渴望沖出舊堡壘,為嶄新的夢想奮斗。虛構敘事與傳記的非虛構互相映照,極大地豐富了歷史真實。

      第三部分“從聯大到中大”,楊苡回憶了朱自清、聞一多、沈從文等老師,也回憶了王樹藏、蕭三等閨蜜,以及穆旦、陶琴薰、巫寧坤等同學,“細節會說話”,微細的趣事鋪墊出青春成長的美好,即便嚴酷的戰爭時代也不能壓抑住生命本身的力量。西南聯大幾乎成為二十世紀教育史的奇跡,一面是抗戰離亂,清苦不堪,女生宿舍一夜可捉四十多只臭蟲;另一方面是愛國精神和民族斗志被激發,身體內部的荷爾蒙亦被清風明月撩撥,愛情與革命錯綜交響。楊苡將經過歲月淘洗的生活細節娓娓道來,如結婚時沈從文幫助找關系用木箱堆成家具,閨蜜用醬油瓶裝雞湯探望她的情誼,女學生結伴走夜路的場景,西南邊疆的民俗民風,這些都加深了我們對時代和地方性知識的感知。戰爭擴展了楊苡的生活邊界,也錘煉了她的意志。廣闊的民間,清苦的生活真相在這位知識女性的眼中嘩啦一下抖開了。在從西南撤退的擁擠不堪的船上,貴族小姐要當眾給小趙蘅喂奶,茍且、湊合、忍耐也成為另一種生命力,生命竟然可以囊括如此豐富的內容。楊苡的同學們除了早年在革命和抗日中犧牲的以外,幾乎都成為該行當執牛耳者,不少女同學成為中國各行業的開創者、第一人。畢竟,那些年能夠讀大學、留洋的女性少之又少。很多國民黨高官的子女都走到了家庭的反面,他們沒有隨父母一起去臺灣,而是受新生活的召喚選擇留在大陸。熱血青年在激進的社會實踐中遭遇人生的波瀾起伏甚至巨大的反差。也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楊苡和她的朋友們不僅是歷史見證者,也是歷史的參與者、創造者。

      當一場告別接著一場告別,楊苡也走到了人生的邊上,她再不必為親友諱,袒露“家丑”袒露心跡,剖析自己對愛的懵懂,吐槽陪伴自己一生的丈夫,這真實地展示了原生家庭的創傷和漫長的舊文化如何滲透并影響她的人生。經典家族小說《紅樓夢》以大家庭的衰朽揭露中國社會制度的弊端:一方面是紈绔子弟們在祖上蔭庇下的荒淫無度,女性遭受凌辱;另一方面卻根本容不下寶玉的一顆初心。每個人總能從寶玉的叛逆中看到自己的成長。

      千帆過盡,往事浩蕩,楊苡仍葆有好玩之心與詩意之眼。撫今追昔,她的講述“有我”卻并無“我執”,“小我的親切”與“大我的普遍”共同織就聲情并茂的百年滄桑。楊苡記憶力驚人,少女的蒙昧氣息宛然如昨,大家庭內部的等級感、畫面感和空間感躍然紙上,一個個親人、友人、同代人的面影栩栩如生。文化的節律猶如水波紋,蕩漾在世紀的倒影中。

      注 釋

      [1] 楊憲益:《楊憲益自傳》,薛鴻時譯,人民日報出版社2010年版,第92頁。

      [2] 許廣平:《從女性的立場說“新女性”》,《許廣平文集》(第1卷),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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