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tton id="zmv9n"></button>
  • <button id="zmv9n"></button>
    <tbody id="zmv9n"><center id="zmv9n"></center></tbody><button id="zmv9n"><acronym id="zmv9n"></acronym></button>
    1. <dd id="zmv9n"><noscript id="zmv9n"></noscript></dd>

    2. <tbody id="zmv9n"></tbody>
      <dd id="zmv9n"></dd>

      周紅莉:我們時代需要什么樣的散文

      來源:“福建師大現當代文學”公眾號 (2024-03-11 14:34) 5996121

        關鍵詞:江蘇散文;記憶散文;生態散文;絮語散文
        在全民寫作時代讀散文,不能算是件舒暢的事。那么多飛來飛去不痛不癢的所謂散文,在繁華或小調,在贊美及頌歌,遮住了時代奔流的復雜,也忘卻了“用深刻的藝術手段,寫世界人生的真相”[1]。我在想,我們時代需要什么樣的散文?什么才是散文的高峰?當下散文往哪些方向去走,可以激發這一文體的活力?賈夢瑋在一次改稿會上說,散文界的革命不與流派相關,與作者生命狀態、與材料之間、精神高度、價值變化有關;散文的困境不是技巧,是道德高度的修煉。我對江蘇散文的部分觀察,基本建立在這樣的觀點之上。

        一、記憶散文,或是私史敘述

        記憶散文是散文寫作的常態化存在。但是,真正的記憶從來不是孤立,沒有人可以從他生活的時代抽身而出。因此,我確認的記憶散文,主要指向個人與時代(歷史)、個體與家國的關系性敘述,也指向個人對歷史人物或事件的再選擇再闡釋,類似私家編寫的史書。

        王堯把散文寫作放在“我”與歷史的關系中完成。他在《民謠》后記中表示:

        “如果說我有什么清晰的意識或者理念,那就是我想建‘我’與‘歷史’的聯系,這個重建幾乎是我中年以來在各種文體的寫作中不間斷的工作。我在文學批評、文學史研究和一段時間以來的散文寫作中,一直在詢問這個問題,我自己的清醒、困惑、迷失、尋找、反省、愧疚、欣慰等在這個過程中時隱時現。也許我并不是在尋找自己,我只是詢問與我相關的一段或幾段歷史的那一部分,我個人只是細節,歷史才是故事。”[2]

        他的散文集《我們的故事是什么》,分為“滄海文心”“人琴之感”“作家側記”三輯,結集了近十年的部分作品(“滄海文心”為2018年《收獲》雜志專欄文章),大致寫了“五四”以來的文人,如“寒夜”里的巴金、幽谷中的郭沫若、為了那一點氣節的老舍、“我將他們視作道德英雄”[3]的費正清、曾經滄海曾經火的路翎和胡風、無錢買酒賣文章的抗戰時期重慶知識分子群、《新潮》與兩代新式知識分子、靳以與他的文學世界,以及陸文夫、陳白塵、劉心武、高曉聲、張弦、余光中、張充和、陳映真、沈謙、李子云、莫言、閻連科、賈平凹、麥家、遲子建、林建法等當代知識分子。這些從故紙堆或是生活現場搜索出的往事,不只是給往昔時光一個悲哀的吊唁,更是要探尋知識分子在歷史進程中的意義,包括知識分子精神與中國文化、中國政治、中國式生活的關系或氣節。王堯站在被擠壓的時代,在幾乎被格式化的真實生活中追問“我們為何沒有自己的故事、沒有自己的思想生活”?[4]他的“我不清楚,寫作者的思想能力從何時開始變得不重要了,世界觀從故事中消失再次呈現了寫作者哲學上的缺失和貧乏;寫作者生活在世界之中,但寫作者的寫作是在生活在對世界的認識之中。我不清楚,寫作者的個人品格是何時從作品中消失的,是因為我們沒有品格,還是因為我們無法呈現自己的品格?在討論那些經典作家時,比如討論魯迅,我們從來不會無視魯迅的品格。我不清楚,寫作者的文字為何沒有了自己的氣息,文字應當是自己的血液中過濾出來的,它帶著個人的體溫性情。網絡語言和報刊社論對一個真正的寫作者不會構成干擾,可怕的是寫作者的個人氣息在文字中散失”[5],既是關于我們時代知識分子精神的憂思,也是關于散文在內的文學品質的憂思。

        王彬彬從“后學術”文章走向了嘈雜的人世間。但他不是要做一些輕盈的小調,而是“在塵世間輾轉掙扎了數十年,頗有一些困惑、感悟,想以散文的方式寫下來。”[6]他在《收獲》和《鐘山》雜志分別開設散文專欄“塵海挹滴”[7]與“荒林拾葉”[8],前者包括《廢墟與狗》《吃肉》《真相》《公私》《霹靂一聲高考》《雜憶》六篇,后者包括《懷念一只三腳貓》《生命》《住院》《絕響》《隊長》《家長》六篇,都由個人的日常生活出發,觀察和思考社會發展進程中人性的凜冽及時代隱蔽的復雜。其中,獲得第二屆“鳳凰文學獎”的《廢墟與狗》,由廢墟邊的狗現象而思考狗與人的關系,由此假想了狗的覺醒與啟蒙:

        “我又想,假如這山上山下的狗里,在長久的饑餓后出現了一只兩只覺醒者,明白了只要依附人類,任何一只狗,包括那些正被抱在懷里、擁在被里、貼在唇上、被萬分寵著的狗,都有淪為喪家犬和流浪狗的可能;要讓喪家犬和流浪狗不再出現,必須徹底改變狗人關系,必須徹底放棄對人的信任。覺醒了的它或它們,先覺覺后覺,在狗界里發起啟蒙運動,呼吁所有的狗撤離人的世界,重返叢林。那結果會怎樣?”“我想,那結果,應該是它或它們被群狗活活咬死。”[9]

        顯然,王彬彬思考的不是簡單的“廢墟與狗”,而是廢墟與人,以及烏合之眾、平庸之惡等問題。此外,他還寫了殘疾流浪貓及“獸性”與“人性”的問題,動物保護與社會整體文明程度的問題,人與城與土地的問題,特定時代的生產隊長、武裝部長、武斗、高中、高考、升學等關涉人性或人生復雜的問題。我稱王彬彬這些關涉“‘我’與時代”的“雜憶”類散文,是從時代現場濾出的思想史、文化史,也是一個批判型知識分子對歷史細節的再觸摸與再塑造。

        沈衛威在待刊新書《駛向檔案館的文學列車》中節錄著舊歷史的篇章。他把散文寫作建立在豐盈的史料基礎上,在《抗戰時期獲得特別救助的教授、作家》中寫苦難中國人的底層真相與溫情中的悲涼;在《胡適的家庭教育理念與胡思杜的人生悲劇》中思考“苦痛的記號”;在《邊地風流依舊》中思考人性的價值;在《周作人落水后的實際收入》中思考個體與民族、與國家命運的重大關系問題等。李輝說,思想史是一條不停流淌奔騰不息的江水,并非割斷歷史的天外來客[10]。沈衛威繼續轉到歷史的背面,在歷史的旋渦中做著思想的努力。

        還有一些記憶散文,如申賦漁出版《匠人》,寫瓦匠、篾匠、豆腐匠、扎燈匠、木匠、剃頭匠、修鍋匠、雕匠、花匠、鐵匠、雜匠、裁衣、教書匠、秤匠、織布匠的生命故事與正在消失的村落,由此書寫百年中國的變遷歷程;張昌華寫《與先生們的通信》《人間煙火》等“我的回憶”,都是文化名人的背影;陳漢忠寫《回憶豎立惲代英烈士紀念碑的一段往事》《碧血千秋小鎮魂》等黨史縱覽性記憶……凡此種種,都是個人與時代的關系性敘述。

        當然,不是與時代有關的所有瑣碎都能指向歷史的重建。只是說,歷史的重建需要瑣瑣碎碎的敘述,即便這樣的敘述,有時的確像葉兆言在散文集《生有熱烈,藏與俗?!分兴?,“懷舊,廢墟上的徘徊”[11]。

        二、生態散文,風景與審美化的風景

        當下盛行的生態散文,基本指向王諾定位的“自然與人”的自然生態散文。我關于生態散文的理解與想象,不僅包括自然生態,還包括魯樞元界說的社會生態和精神生態。魯樞元在《生態文藝學》中明確區分了生態關系:

        “我想,生態學是否大體上也可以這樣劃分:以相對獨立的自然界為研究對象的‘自然生態學’,以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生活為研究對象的‘社會生態學’,以人的內在的情感生活與精神生活為研究對象的‘精神生態學’。”[12]

        “自然生態體現為人與物之間的關系,社會生態體現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那么精神生態則體現為人與其自身的關系。”[13]

        從魯樞元生態文化理論觀察江蘇生態散文,可見自然“風景”與審美化“風景”的豐富性,也為我們審視人類的生存理念、民族的文化記憶、文學的本土經驗,以及作家的美學準則打開一條認同通道。

        地域色彩的“風景”是生態散文的主要元素。丁帆思考過新世紀中國文學應該如何表現“風景”。他把這種思考轉換成六篇以南京為文學地理的“風景”散文,刊在《雨花》雜志上。在《南京風景(一)》“引子”部分,他交代了專欄題目及寫作的源起、筆法和大致內容。他說,題目應該叫“南京風景小史”,

        “但是,在讀了九十年前英國著名作家弗吉尼亞·伍爾芙那本給《好管家》雜志撰寫的六篇倫敦街景的散文匯集而成的集子《倫敦風景》后,我又被她簡單直接的主觀批判介入方法吸引,決定將這個系列文章命名為《南京風景》。名字選擇了簡潔直白的介入法,方法卻想采取‘電影眼睛’的視角去描寫歷史現場的風景,再用曲筆來為主題‘畫龍點睛’。”[14]

        丁帆說的“電影眼睛”,主要偏于技術性的方法和形式,即用“記事記景”的春秋筆法進行現場實錄;而“用曲筆來為主題‘畫龍點睛’”,即是從“風景”與作品的人文、主題、格調,以及民族文化記憶層面來認知。[15]他說:

        “我只想把我童年、青少年、中年和老年目擊到的南京各地風景,盡力用‘電影眼睛’中性客觀的筆觸呈現出來,再將當下我所看到的此地風景勾連起來,形成‘疊印’效果。如此比對,或許更能讀出歷史的滄桑與況味來。”[16]

        他認為“最好的文學作品應該是將‘風景’和主題表達結合得天衣無縫、水乳交融,這樣的作品才有可能成為最好的審美選擇。”[17]于是,他寫“童眸中風景”,在《南京風景(一)》中將童眸和當下眼光結合,將歷史和現實連接,描述了“我”在南京住過的童家巷、申家巷、姚家巷以及不同年齡段去夫子廟的不同感受;在《南京風景(二)》中回憶黃瓜園、石門坎、光華門等地方,思考著“我們在記憶的歷史年輪風景畫中,不單單是要攫取詩意審美的田園之夢,更重要的是未來世界的風景用什么樣的價值觀去審視。”[18]《南京風景(三)》寫童年到少年的“每日風景”,特別是搬家省商干校后的所見,包括少年釣魚、下河洗澡等歡悅之事,都是他記憶里抹不去的風景畫?!赌暇╋L景(四)》寫作為“中國‘四疊紀’風景的見證者”,繼續在南京風景間游走,看車載死囚、看垂釣、憶老澡堂風景等,慨嘆“自然風景和人文風景所蘊含的美學觀念往往呈現出的是一種悖反狀態:人在風景中,風景在人中,兩者互動是在不斷移情和角色轉換中獲得充滿矛盾的審美愉悅和悲情的。”[19]《南京風景(五)》描寫1950年代到1980年代的夫子廟和新街口等,由此發現“南京的城市規劃卻在朝代更迭無指揮的不斷變奏中,成了現代大都市建筑晚宴上模仿群中的遲到者。”[20]當然,幸好還保留了如中山陵、國民政府外交部大樓等歷史的見證?!赌暇╋L景(六)》記錄少年時期看到的風景,午朝門、中山陵、音樂臺、玄武湖,爬野山、田中勞作等,與他當下目光所見的埋藏著歷史的“殘存遺跡”形成“疊印”效果。丁帆說,“我寫的不僅是‘風景’,更是‘風景史’。”[21]他的這種寫作觀念,一定程度上受溫迪·J.達比《風景與認同》的影響,即歐洲人文學者關于所有的“風景”都是社會、政治、文化積累與和諧的自然景觀互動之下形成的人類關系的總和。在自然風景中注入人文內涵和人文意識(如民族文化記憶等),是丁帆式“浪漫+現實”的雙重選擇。丁帆站在文學的邊緣處思考:

        “如何確立正確的‘風景描寫’的價值觀念,已經成為21世紀中國文學創作中一個本不應成為問題的艱難命題。……我們將做出怎樣的價值選擇與審美選擇,的確是需要深入思考的民族文化記憶的文學命題,更是每一個人文知識分子都應該重視的文化命題。”[22]

        胡弦是沉在南京地域色彩中的詩人散文家。散文集《風的嘴唇》以南京為軸心,寫了《雞鳴寺》《石板街》《獅子山》《馬陵山行》《聊齋主人》《大唐三才女》等南京附近的歷史、人物、典故,還有“隨手記下”的日常文學或文學日常?!独枥锕P記》是荊歌在《蘇州雜志》上連載的散文,也是荊歌以黎里為“風景”美感的古鎮選擇。他寫下《黎里筆記:買石得云》《黎里筆記:家里》《黎里筆記:梨花盛開》《黎里筆記:古鎮之夜》《黎里筆記:古鎮守望者》《黎里筆記:客來茶當酒》系列文章,以文化晚輩的姿態“重新體驗古鎮的文化魅力,用自己的切身體會傳遞古鎮的文化、煙火味和溫度,分享東方小鎮特有的美。”[23]周榮池繼續細耕在里下河地區的“南角墩”。他寫下《三蕩河漁事》,說“兩萬字寫一條河流,三蕩河是南角墩的母親河,如父親蒼老的經脈充滿著血性和酒味,是我這一生見過最大的河。”[24]他寫下《上河之畔》,說“上河之畔永遠生機勃勃,古往今來的事實如村落、遺存和草木,及至傳說、風味和詩情,都在流水的默默無言中不朽——也正是上河之畔虛實相生的風物在生長和失去中,孕育和滋潤了一方水土的血脈,它是歷史的命脈,是地方的命運,也是我們可以十分驕傲的命數。”[25]姜樺出版《灘涂地:從黃海濕地到范公堤》,是作者生于斯長于斯的自然生態記錄、人文歷史記錄與生命萬物記錄。王曉明出版《江南風流》,所寫都為常熟歷史、常熟名人及常熟平民之事。丁東出版《我在香樟樹下等你》,收錄了與張家港相關的人文類、紀實性散文,把張家港的“地方色”寫得了然。呂峰寫徐州的《潘安湖紀事》《水光秀色與人親》,關注環境污染問題;連云港作家群如王誦詩的《海邊三題》《海灘上的“模特”秀》《石梁河水庫漫游》《盛開的??贰而B鳴夾谷山》、李建軍的《黃魚春秋》等,都有人與自然的融洽與憂慮。

        動植物是生態散文的重要書寫對象。龐余亮把“小蟲子”看作是“曾在這個星球上出現過又消失了的愛和恩情”[26]。他的長篇散文《小蟲子》發表在《江南》雜志,寫了蜜蜂、蜻蜓、鼻涕蟲、尺蠖、袋蛾、螻蛄、天牛、螢火蟲、知了、棉鈴蟲、麗綠刺蛾、螞蟥、螞蚱、蛐蛐、叩頭蟲、屎殼郎、虱子、跳蚤、蒼蠅、牛虻、蚊子、螞蟻、瓢蟲、老鼠、蝴蝶、千足蟲、蜈蚣、河蚌、蜘蛛、金龜子、螳螂、蠶寶寶、煙霧蟲等日常的“蟲子”。他說,蟲子什么都知道,蟲子連著那個在饑餓中幻想的孩子的童年,在《一起飛的日子》里,那么寒冷又那么暖和。杭悅宇是江蘇植物學首席傳播專家,注重植物與文化的科普,文章大多發表在《生命世界》,有《藍,板藍,板藍根》《貫眾大湯》《數莖風外依空》《夏至有草,藬蓷之間》《尋坡轉澗求,香透》《椒柏有椒,屠蘇亦椒》《參差隨意染,深淺一香薰》《打開雙黃連》《霜晨殷紅熟,閑摘繞短籬》《書卷天竹子》《香,從七里至萬里》等,分別介紹了板藍根、蒲公英、鐵皮石斛、益母草、荊芥、椒、忍冬、雙黃連、枸杞、南天竹、七里香等植物,從生活出發,將植物知識、古代典籍、民俗民風、名家創作的相關記述納入其中。馬國福出版《人間煙火皆是深情》,寫了蠟梅、沙棗、薔薇、牽?;?、無患子、柳、丑橘、荷花、海棠等植物,還有鄉間的景致以及人與事。李明官常以文言形式述說鄉土生活,其筆下的草、扁豆、蘆葦、稻田等都充溢著自然古樸的詩意,《與草芥為鄰》既寫各種草木集(如朱橚《救荒本草》、鄭樵《昆蟲草木略》、顧景星《野菜贊》、李時珍《本草綱目》、蘇頌《本草圖經》等)又有科普教育意義等。

        “行走”既是生態散文中的風景也是風景中的動態化審美。賈夢瑋去過兩次撫仙湖,記下《撫仙湖:濃妝淡抹總不宜》(此文是“中國作家走進云南采風小輯”之一),認為自然界和人文藝術的事物,最宜讓其回歸、保持本真,可謂“大美”?!度ズD习伞肥菍懽匀慌c自然相互鍛造的歷史及人,由此記下蘇軾之于海南、張人駿之于海南、韓少功之于海南。賈夢瑋說,“有些地方注定成為生命的一部分,在記憶中駐扎下來,成為意境、思念、玄想、牽掛等,因而不朽。”[27]《鄉村的表情》是對中國農村“新”和“美”的再行走再思考,提出新農村之“新”是農民勞動的姿態之新,美麗鄉村之“美”最美的是鄉村主人(即農民、鄉下人)的安適從容、較少見到愁苦焦慮等負面的表情,提出中國鄉村表情的改變才是中國最根本的改變。黑陶是文壇上的異類者。他的硬漢氣質與筆墨間的筋骨,在浮躁時代擲地有聲。他走到伊犁、南昌、云南、皖東南等地,在風景、人與文化的合構中記下《人的大地:伊犁筆記》《打碎的紫砂壺》《向著暮夜的寧國》等文字,蘊藉著精神的遼闊和人間的溫暖。龐培走進江西婺源記下《吹笛人之詩(外一篇)》,走到常熟白茆記下《白茆山歌:鄉村的音樂生活》;戴軍出版《心謠》,用田野調查的方式記錄江南宜興一帶的民歌民謠;燕華君從黎里古鎮到蘆墟再到同里,記下《出古鎮記》;戴來走到江南申遺的古鎮甪直和黎里,記下《給世界遞上兩張名片》……這些都是山河的口碑、歷史的見證,是保護歷史文化或民間文化的愿景式書寫。

        三、絮語散文,個人的與家常的
        胡夢華把絮語散文看成是散文中的散文。他在《絮語散文》中用“家常絮語”“家人絮語”指代“絮語散文”,提出“絮語”內容不限于但確是最得意的題材為個人經歷、情感、家常掌故、社會瑣事等,有時也散漫零碎地寫著國家新聞、社會輿論;審美特質是個人的、家常的,帶有極強的不規則與非正式。我把江蘇散文中很多散漫抒情的“零碎感想文章”,看成絮語散文和它的一切。

        譬如我與日常的感想。范小青在《簡單的日子》里倡導紛繁復雜的物質世界中簡樸的重要;張羊羊在《話語與長河》中用“草木灰”“搖籃曲”“漢字”“青燈”“容器”“句子”“長河”七個篇章發掘人生的微??;杜懷超在散文集《大地散曲》中回憶生活往事、旅途見聞,王兆勝稱他“從物性到詩性,再到人性,如燈如光,照亮了整體文章的天地。”劉香河在散文集《生命的年輪》中用“年輪里”“醉歲月”“歲有痕”三輯寫下年輪蘊藏的信息密碼,包括個人情感、世事變遷、時代印記及文學前輩;郭朝暉在散文集《歲月長歌》中記下“幼時記趣”“生活如歌”“人影幢幢”“隨筆偶得”四部分,都是人在時代生活里流淌的滋味;丁丁在《現代蘇州》卷首絮語,漫談蘇州城、蘇州人的故事,包括《朋友無所處在》《城里城外》《少年式快樂》《巷子里的生動》《追尋光,相信有光》等文章;曹敏散文集《一半的時光》是她移居蘇州十五年來寫的日常文字,記錄著一個現代女性在具體生活中的愉悅、承受與治愈;王太生把自己放進市民生活的小趣味中,在《詩意的春宴》《欣然一飽》《窄街之美》中傳達著生活的溫度與煙火氣;葉正亭在《老底子蘇州》《走出小巷三爿店》《姑蘇小巷兩頭通》中回憶蘇州不起眼的又在逐漸消失的老店,傳遞平靜質樸的老蘇州形象;劉鵬凱散文集《修一條心路》,是其經營企業之余寫下的關于工廠、管理、良師益友、世界見聞等“活在陽光下”的文字;巫正利散文集《風還記得你的模樣》,是中學女教師關于“世上很多美好的事物等著你,所以你要內心溫柔,安靜努力”[28]的憧憬;吳開嶺的《遙望》《鹽城串場河》《路之隨想》《掛在樹上的燈》《端午的雨》等,是生活的追溯與歷史懷想;葛國順的《運河邊上有我家》《我也曾是“周秉義”》《早聚熱,暖人心》《自信是點亮老年的燈塔》等,是歲月及生活的回音。

        譬如我與親朋好友。朱輝在《最后一程》中記錄父親確診結腸癌輾轉病榻的痛苦以及子輩的無力與心痛;向迅在《七月晚餐》《內陸之歌》《聲音博物館》中寫父母親與鄉村日常的豐富及寥落;徐風在《蜷在角落里的父親》中寫與父親的冰釋;王正宇在《父親的風景》中悼念父親;王慧騏在《書本里的父親》中記述父親人生原則、治學精神以及平實的人生經歷;張永祎在《此情可待成追憶》《笑起來真好看》中記錄親情、友情、國家情等;李坤在《半船菱角半船月》《健忘的父親》《春芽吃事》《勻板曬秋》中寫父母與鄉土的記憶;劉鵬旋在散文集《您好,何玉英》中記下個性的母親等。

        譬如我與“美食”。張羊羊散文集《鍋碗瓢盆》以食物為主題,寫了米酒、花露燒、魚、花生米、豬頭肉等六十多種日常食物,都是從生活炊煙里長出的詩意,翟業軍說他“把自己寫成一種晶體”[29]?!豆锰K味》是美食家華永根繼《食鮮錄》《蘇州吃》之后出版的又一部“老蘇州味道”的美食散文集,分為“四時食制”“梅粥晶飯”“石衣膳夫”“五味調香”“誰能烹魚”“食語食論”六個部分,從蘇幫菜、蘇州小吃、蘇州餐飲從業者等多個角度反映蘇州人的生活狀況。“蘇州大廚在海外”是薛亦然在《蘇州雜志》“美食家”專欄上的一個系列,包括《向北京報到,從北京出發》《使館里的尋常日子》《燙金國徽下的菜單》《大使與大廚》《蘇幫滋味四海香》《大廚歸來》,寫了蘇幫菜發展史上“一組不可取代、連綿起伏的群峰”式人物等。

        譬如我與書的關聯。夏堅勇在《魏晉風度及避禍與貴人及虱子之關系》中繼續勘探歷史與歷史人物隱在時代背景后的真相;魯敏在《第四只老虎》中思考當下盛行的公眾閱讀活動;顧農在《讀詩偶記》中寫詩中的炊煙與歷史的人物;陳益在《歸有光墓園的變遷》中記錄遙遠歷史走向輝煌的象征意義;思不群在蘇州“門前的茶館”里《想象專諸》;陳武在《書房小景》中細寫書房里的書簽、墨盒、筆筒、冊頁等物什;王稼句在《吹簫小集》中記錄年逾花甲時的精神方式;王道在《讀書有道》中淘善本、尋故紙、訪名家、結書緣;高建新在《書中與路上的風景》中追憶與緬懷,自有高校知識分子的境界與氣調。

        譬如我與藝術。徐風繼續浸淫在紫砂的悠遠中。他出版《做壺》,從“晨課”“記得”“茄段壺”“手之延伸”“發力”方面,寫下中國紫砂古法制壺的技藝與心法。圖書封面印著:“你可以改壺型,可以變氣質,可以塑靈氣,前提是,你得尊重自然法則,把最大的‘真’還給真,這是顧氏賦予‘古法制壺’的內涵。”徐風寫“做壺”也追求著大“真”,他想“讓不懂壺的人能看懂做壺的奧秘,并且生出許多意趣和懷想;讓懂壺的人讀后也覺得受用,從中獲得他們之前沒有的視野和認知。”[30]他用文學的筆觸做著紀實的文章,雖然“很多生澀的術語、行話,做壺過程中那些只可意會不能言傳的手勢、做法,成型的方言表述,等等,常常讓我在寫作中舉步維艱”[31]。他把紫砂壺看作“是最典型的中國表情、中國表達”[32],李曉愚直接用美國公共知識分子桑內特在《匠人》一書中提出的“制作就是思考”來向他斂衽致意等。

        馮驥才說文學因人而異。他在北京大學“小說家講壇”上提出兩點:“……我們要認識我們的生活、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能逃避它。另一個方面,我們要認識自己、發現自己、找到自己,在這個基礎上再創造自己。這樣的話,我們才能真正走到文學的路上,也能找到創作的快感。”[33]若把這段“認識”置換進江蘇散文或中國散文,依舊振聾發聵。

        注釋

        [1]宗白華:《新文學底源泉》,《學燈》1920年2月23日。

        [2]王堯:《后記》,《民謠》,第339頁,南京:譯林出版社,2021。

        [3]王堯在《我將他們視作道德英雄》散文中寫道:“費正清特別強調,‘我的這兩類朋友都在與當權者進行著殊死斗爭,我將他們視作道德英雄。’”

        [4][5]王堯:《我們的故事是什么(代序)》,《我們的故事是什么》,第5、5-6頁,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

        [6]王彬彬在2022年《收獲》第1期“塵海挹滴”開欄語中寫道:“在塵世間輾轉掙扎了數十年,頗有一些困惑、感悟,想以散文的方式寫下來。這念頭許多年前便出現了,但因為種種原因一直沒有開始。去年秋天,動筆寫了《廢墟與狗》,大著膽子發給了《收獲》的程永新先生,永新先生收到后,鼓勵我寫六篇,在《收獲》設個欄目。我自然亦驚亦喜。在考慮欄目名稱時,想到了魯迅的詩句“塵海蒼茫沉百感”,便決定把這欄目叫做“塵海挹滴”,這似乎有些酸,但一時也想不到更好的。//塵海蒼茫,我只能挹取幾滴。感謝《收獲》!”

        [7]2022年1月1日,《澎湃新聞》推送羅昕《2022年各大文學刊物展望!帶來新年的第一個故事》文章,詳細介紹了新專欄“塵海挹滴”的敘述風格,即“以散文的方式書寫一些人生困惑和感悟。與王彬彬此前的學術類文章不同,這一專欄盡量用文學性語言,控制學術性表達。至于題材,他有時寫回憶,有時寫現實,有時則讓回憶與現實相交織。”

        [8]《鐘山》2022年第1期“小編說”寫得詳細:“從本期始,王彬彬教授在本刊撰寫新的專欄‘荒林拾葉’,將轉換寫作視角和對象,從歷史現場回轉到人生現場,更多地注入自身的生命情感,以其冷峻、犀利的筆調揭示人間萬象,敘寫自己的生命故事。

        [9]王彬彬:《廢墟與狗》,《收獲》2022年第1期。

        [10]李輝:《歷史切勿割斷譏諷大可不必——再談巴金〈隨想錄〉》,《文匯報》2003年6月18日。

        [11]葉兆言:《生有熱烈,藏與俗?!?,第34頁,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1。

        [12]魯樞元:《生態文藝學》,第146頁,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13]魯樞元:《生態批評的空間》,第20頁,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14]丁帆:《南京風景(一)》,《雨花》2022年第2期。

        [15][17]丁帆:《新世紀中國文學應該如何表現“風景”》,《在文學的邊緣處思想》,第265頁,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21。

        [16]丁帆:《南京風景(一)》,《雨花》2022年第2期。

        [18]丁帆:《南京風景(二)》,《雨花》2022年第4期。

        [19]丁帆:《南京風景(四)》,《雨花》2022年第8期。

        [20]丁帆:《南京風景(五)》,《雨花》2022年第10期。

        [21]丁帆:《南京風景(一)》,《雨花》2022年第2期。

        [22]丁帆:《新世紀中國文學應該如何表現“風景”》,《在文學的邊緣處思想》,第258頁,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21。

        [23]袁福榮:《“荊歌會客廳”塑造黎里文化新地標》,《江南時報》2021年10月1日。

        [24]周榮池:《三蕩河漁事》,《鐘山》2022年第1期。

        [25]周榮池:《上河之畔》,《長江文藝》2022年第1期。

        [26]周衛彬:《書寫生活之外的產物——讀龐余亮新作〈小蟲子〉》,《文學報》2023年2月23日。

        [27]賈夢瑋:《去海南吧》,《天涯》2022年第3期。

        [28]巫正利:《風還記得你的模樣》,封面,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22。

        [29]張羊羊:《鍋碗瓢盆》,第269頁,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22。

        [30][31][32]徐風:《做壺》,第318、318、312頁,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2。

        [33]2023年5月,馮驥才在北京大學“小說家講堂”以《文學因人而異》為題上文學課。

             周紅莉,常熟理工學院教授,《東吳學術》主編。主要從事中國當代文學批評、散文文體研究,在《光明日報》《文藝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當代作家評論》《文藝爭鳴》等報刊發表文章百余篇,出版《精神生態與散文演變》《中國現代散文理論經典》《闡釋與對話》等八部著作。

      hg黄瓜视频破解版_久久综合一本伊人_18禁美女裸体无遮挡正面全身_WWW暖暖日本在线在线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