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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偉小說研究·季進主持 | 曾攀:鋒銳與鈍感——論房偉小說的理性意識

      來源:曾攀 東吳學術 (2024-05-28 09:24) 5998763

        作 者 簡 介

        曾攀,文學博士,《南方文壇》雜志副主編,廣西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在國內重要報刊發表文章百余篇,著有《當代小說的話語轉向與敘事變革》等。曾獲《當代作家評論》2022年度優秀論文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1年度優秀論文獎等獎。

        鋒銳與鈍感——論房偉小說的理性意識

        摘要:房偉的小說不僅通過回到歷史現場探求人心與人性的所向,同時專注于現代人的精神困境;不僅敏銳切入個體和群像的裂變,同時映射歷史橫斷面中的主體抉擇和靈魂彷徨。尤其針對知識者和文化人身上的倫理旨歸,延伸更闊遠的現實觀念和文化意識,展開對玄黃未定的時代惶惑的省思,以此校正大歷史中的人的失衡,并于焉形構反思性的道德觀念。不僅如此,房偉通過自身的理性化敘事,透析抗日戰爭等多元歷史的幽邃細微,也直指現實生活的宏闊廣大。在這個過程中,其小說兼集銳利的視角與沉潛的勢能,守持清醒的辨知并付諸理性的追問,朝向具體而微的猶疑卻勇毅的人們,以持重而渾厚的鈍感,力圖支撐最虛空的與最殘酷的現實歷史空間。

        關鍵詞:房偉小說;理性意識;鋒利;鈍感

        現在的小說越寫越聰明,很多寫法顯得異常精致,奔走突襲無所不能,邏輯和倫理亦是滴水不漏,知道在何處場域出入取舍,知道在什么界限戛然而止。這樣的小說知道巧妙地貼合當下的主流和熱點,通過油滑的敘事在現象或表象之中盤旋,似乎對時代和人們的精神痛處了如指掌,但細細覺知,便會發現其中討巧而多不藏拙,鋒銳有余而鈍感不足,因而缺失了一種批判性的省思,也難以形成創造性的思想生成裝置。如哈貝馬斯指出:“只有當個體通過批判把握住了他自己的生活歷史,自我才有可能在一種充滿悖論的行為中必須選擇我是誰和我想成為誰。但是,只有當生活歷史被這樣一種自我選擇的行為轉化為自我負責的存在形式時,生活歷史才能成為個體化的原則。”質言之,好的小說游走于歷史與現實之間,需要兼具銳利的視角與沉潛的勢能,昂然開闊地走進歷史,又可以逾離時間的洪流和生活的表象,守持清醒的辨知并付諸理性的追問。

        也就是說,當敘事行為非常鋒利地切入個體和群像的困境時,不可或缺的是那種發現并周旋于問題之復雜性的濁重感。對于房偉的小說而言,無論是進入抗戰史與家國史,還是游弋于個人的生活史與情感史,都隱約透露著他精神追問與理性求索的敘事維度。他時常并不是以宏闊的篇幅來聚焦“歷史”本身,而更多的是以中短篇小說的形態回應那些長時段的維度。王堯曾提及其中的難度,“如果一味追求靈巧,就會成為不成體系的零散片段,如果只注重史詩性,則會讓作品變得沉悶不堪,喪失鮮活的個人體驗與強烈的故事代入感。要在精短篇幅之中,快速進入一個感性歷史情境邏輯,將讀者帶入到獨特的歷史氛圍,又能在有限篇幅破除局限,展現寬廣的歷史視域與歷史反思,這的確不容易。同時,注重歷史精神,也不能放棄歷史小說的娛樂性,如何將歷史故事講述得動人心魄,在傳遞歷史真實信息的同時,給人以智慧啟發與故事性愉悅,也是房偉的這組歷史小說努力的方向。”

        幾乎可以肯定的是,當房偉在“精短篇幅”中沉降于時間的某個斷面或個體的精神深處時,并不擅長那種長袖善舞般的細膩造作,他也清楚知道技藝的無懈可擊背后往往多是空洞和乏味。因而他的小說清晰可見的是其中的歷史感與歷史觀,且充溢著的那種泥沙俱下的混沌感,人的命運和歷史的命運交相呼應,共同傳遞出時代訊息里的個體/群體的精神反響,映射出歷史的徑向中人的主體選擇和靈魂彷徨。而這背后則是既寄托于知識者和文化人身上的倫理旨向,同時又試圖延伸至更闊遠的文化界域中的現實意識,于焉吐納理性追問的精神,始終對焦玄黃未定的時代惶惑,校正大歷史中人的失衡,經此輸出并傳遞反思性的歷史意識。

        

        記得較早讀的房偉小說是他的《九三年》,敘事中充溢著反諷、調侃的氣息,是青春期特有的荒蕪與虛空并存的成長時段,人物在魚龍混雜的無規則漂移歲月中,逐漸獲致接受“無用”的勇氣。小說還多以血腥和暴力的方式刺破某種無用或麻木,但那不是簡單粗暴的表層敘述,而是將原始的激情疊加著無可釋放的蠻野之力。那些四處游蕩的青年使勁兒蹉跎著時光,奔涌于空空如也的內部,如此恰恰能夠容納足夠多的能量,因為功利性的過早填充只會帶來腫脹的假象。在小說中,性別意識與主體觀念的生成過程,匯聚于那些不值一提的往事,以及那些邊緣的被牢牢遮蔽的人生,卻往往是一個人最值珍重的時間,以及成長的必由之路。也即充盈的青春必然是充滿各色幻想、遭受各種挫敗的。房偉通過記錄那個野蠻生長的階段,試圖回到混沌未開的精神之處開啟無限的可能又或展開某些不可能性。無數的通道禁閉著,但卻溢滿了力量甚至是蠻力,如美麗與力量并存的金花,剛柔相濟,雌雄同體,“我”便拜倒在她的腳下,“金花那樣強悍,又那樣孤獨。她從沒對男人假以辭色。當我穿越時空背景,從歷史的塵??吹浇鸹ú[起眼抽煙的樣子,曾試圖從成人的角度來揣測她的內心。她不過是看到了一個自不量力的少年傻瓜莽撞青澀的初戀。”過剩的荷爾蒙無處流瀉,于是通過追慕棱角分明的異性,使得特異的性格與獨有的命運交相碰撞。在那個時代,追女孩、打群架、炸糞坑,甚至是當“摸金校尉”盜墓送禮物取悅自己的女朋友,所有都荒唐在野,一切又勢所必然。直至金花最后不知所蹤,躲藏起來避開公安的追捕,最終和小飯桶亡命天涯。在房偉筆下,癲狂的年華所投射出來的,是歷史的雜糅和無序,青春的懵懂恰恰遇到欲望的膨脹,便一發而不可收拾地迎向主體的第一次裂變。“九三年”是一個時間概念,也是個人情感和生命的重要節點,昭彰著荒蕪之中蓬勃的野性。“然而,當我的思緒飛回九三年夏秋之際,絕沒想到,我和金花會以這樣詭異的方式告別。”在我與金花告別的那個夜晚,我們無比親近,但卻多有疏離,“那一刻,我很想長大,變成滿臉胡子、抽煙喝酒、滿嘴臟話,但強悍無比的男人”;那晚之后,“我”長大了,完成了混亂無章且不得要領的成人禮,同時指示創傷的體驗與原始的激情。這其中的歷史的錯雜與移位,常常竟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那些撕裂的瞬間恰恰形塑著人們最真實的情感結構。“九三年后,我不再有強烈的饑餓感,再也不會為搶飯而奔跑。”在真實的饑餓與虛幻的飽和之間,《九三年》找到了進入歷史的有效方式。

        《小陶然》則從青年步入中老年,仿佛一種時間鏈條的自然延伸。小說寫五十多歲的老邱因妻子去世,開始了自己的相親之旅,經歷了不止一次啼笑皆非的異性交往,老邱最終出人意表地和離異中年女鐘點工高靜好上了,但卻發現高靜真實身份是麓城西關農業銀行的信貸部主任,而他只是她科學“篩選”之后的最“合理”的選項,如此令老邱望而卻步。求得“安穩”是小說的關鍵詞,然而越是如此,便越能顯露出當代人的精神癥候。故事的轉折在于化名高靜的高菁菁對情感的處理方式,她是金融高手,精明能干,通過“大數據”對伴侶進行摘選,“個人條件要求‘基本健康’,‘喪偶無孩’為最佳選擇,‘喪偶有孩’次之,‘離異有孩’再次之。除此之外,還有身高體重等其他‘次級指標’。高菁菁買通麓城市社保局人事處處長,將合適婚配男人的數據調出,分類組合類比,最后確定‘五個男人’為終極考核入圍名單,并為他們建立動態‘個人信息檔案’,以利于跟蹤對比。”這是令人咂舌的數據化擇偶,指示著在系統中的人們,即便是情愛這般的極其代表個人性與私密性的情形,依舊無法逃離被歸納與被規整的命運。老邱也因此陷入了兩難的境地,“真相大白之后,老邱果斷選擇分手,高菁菁卻死活不同意。老邱明白,自己不是一個精明的人,兒子小邱,就把他騙得團團轉,再來一個心機滿滿,演技能拿奧斯卡獎的銀行主任,他招架不了。高菁菁也想明白了,精明到底害了她,害得她失去了一個可依賴的男人。她多次找老邱,希望回到‘那些快樂的日子’,但生活就是這樣,過去了,就不會再回來。”也許情感仍然是可以思量和考量的,但無法測量、無法度衡,特別是在后者那里,很容易演變為虛情假意與冷酷無情。但話說回來,大數據篩查的結果倒也不差,高菁菁確也精準定位了老邱,房偉小說所提示的,也許是在我們這個時代,更多的不應當是簡而化之的斷然排斥,而是學會如何與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共存與相處,相互之間作為參照的尺度。

        然而在科學理性參與下的情感世界里,我更感興趣房偉對于幽深心理的洞悉,以及對于困境與絕境中的人性窺探。在《小陶然》的姊妹篇《老陶然》中,即便沒有所謂的智能篩查,但人心所具有的測度和衡量能力,絲毫不弱于數據化形態,“項有槐贊同懷懿。這女孩雖年輕,卻精明沉穩,換房的提議,也是她給項有槐出的。她說,你雖和閆阿姨離婚,孩子總是自己的,血濃于水,過去這一陣,還是要相互扶持,將來還要讓他們幫忙養老,莉莉在文聯也是中層干部,你也算在文化界有個知根知底的傳人。就是折騰你換房了,項有槐心疼懷懿。章懷懿微笑著說,別傻了哥哥,我打聽過,西關那一帶要上地鐵,麓城大學要設分校區,房價在三年內肯定翻番。”從計算到算計,如果最是私密也最為核心的人的感情生活,仍舊是以利益為轉移,脫不開精致的利己主義,那么人自身無疑將面臨靈與肉的分裂。房偉的小說正是基于此而開啟內在的反思,閆阿姨最終與周遭人的清算恰恰指示著一種新的生活景象的營造,“閆阿姨請了律師,找孟菲交涉,清理賬目,也交卸了團長的差事。她和老高商量,在定慧寺旁開小店,只負擔經五路小學三十個孩子早晨和中午小飯桌吃飯”。不得不說,閆阿姨身上所透露的是當代女性的微型縮影,從她最后的生活選擇甚至抉擇而言,人的一生,也許除了求得安穩,還有更重要的,即求得安寧。前者更多指向生活狀態,后者則傾向于心理的與生命的旨歸。因而無論是“小陶然”還是“老陶然”,核心命題還在于撥開苦難的云霧,超克那些難以消解的價值困擾,回到生活的本真與人的本心,重返可能性與現實性的層面,從而走向新的可能與新的愿景。

        循此再談談房偉最近的《余墨》,小說一開始,“天太熱,夜也不能讓它冷靜,我們都是燜在鍋里的魚”,我們戲劇性地同時為導師和為谷墨奔喪,也由此展開了兩代學者的精神圖譜。小說既細數析解學術界的怪現狀,也映射出當代學人的心靈史。房偉的敘事從現象的鋪衍、人世的紛爭,逐漸滲透學界的征象與病癥,并施以靈魂的拷問。而拷問之后,則是更大的疑惑,如孟師兄所言:“難道導師流放邊疆,想過學術能成大業?還是他在初中教了十幾年書培養出了學術自信?除了時代大勢,還要有堅韌不拔的毅力和卓絕的鉆勁。谷墨做到了嗎?他恃才傲物,心胸狹窄,且假裝清高,似是不言名利,如果如此,又何必出走梁師大?”房偉意欲通過理性的追索,去求問一代學人的精神歸屬。但似乎也要提出的是,對知識者以及文化人的內部反思固然關鍵,在此經歷中是否也應該從內在走出外部,尋求系統與機制的原因呢?

        

        除此之外,房偉還有另一類抗戰歷史小說頗值得注意?!东C舌師》顯現出房偉小說的另一種可貴的精神肌理。其在小說中選取的視點和視角都非常具有張力,美食和廚藝事關世俗生活的要義,所謂“民以食為天”,一般而言似乎并不存在政治的與軍事的意味,因此顯得中立和開放。但是這樣的要素被置于抗日戰爭的歷史背景下,便染上了非同一般的色彩,也就是說,小說在最沒有功利和傾向的場域里,注入最為緊張與扣人心弦的情境之中,也關涉最為宏大的國家民族大義。話說回來,雖說家仇國恨改變了飲食本身的色彩,但小說還是將矛盾集中在廚師的切磋上,“重大任務肯定艱難兇險至極,但也沒有別的辦法。老魯聽說虎太郎和寧安斗法的事。他恨恨地說,日本兵欺負人,日本老廚也看不起中國人。駱師傅,找機會給中國人長臉,滅一下老廚的威風”。值得注意的是,主人公駱寧安不是一個強主體,他從一個廚師,逐漸蛻變為真正的革命者,軟弱、忐忑一度纏繞著他,“寧安沒好氣地想,虎太郎還真癡迷于庖肆之藝。不管怎樣,虎太郎畢竟救了他。寧安渾渾噩噩地回到家,大病了一場,大半個月才慢慢恢復。”然而就是這樣一個無不柔弱甚至多是無力的革命者主體身上,卻發現了堅定不移的質地。他身上所體現出來的超越性便在于廚人的本色與美食之義理,不至于被仇恨和革命所遮蔽,從而得以有機地將諸多歷史事實組織進來。“給本多大佐那桌高級軍官的菜品,我以豆腐配白蘿卜,筍搭雞肝湯,湯里有我特制的藥。這些殺人狂魔即使活下來,終生也不再有味覺。軍人殺命,書生誅心,料理獵舌!”這是1939年震驚中外的廚師投毒案。房偉將一個歷史事件寫得聲色盡顯,不得不說是小說家的功力,而且里面提示出來的歷史觀也是較為顯豁的,包括駱寧安盡管痛恨日本軍國主義,肩負組織的政治任務,但是他依然對于無辜的日本婦孺懷有憐惜和悲憫,因而在投毒過程中,將毒物置于酒中,很大程度上避開了女性與兒童。房偉在觸及宏大的國族歷史甚至是民族大義時,依舊不忘念及生命的與人性的命題。與此同時,他不僅僅滿足于講一個精彩絕倫或無懈可擊的間諜故事,而是探入人的精神深處,在生死的最緊要之處,透析靈魂的純度與厚度。謝有順曾說道:“新聞在講故事,教育在講故事,消費在講故事,甚至旅游和行走也是在講故事,小說之所以還有獨立存在的價值,正因為它區別于新聞和故事,它不是為了陳述、獵奇、增加談資或警醒世人,而更多的是進行人性實驗,探求人性本質。”在此基礎上,謝有順進一步指出現代小說的特質:“現代小說的經典寫法就是在一種細節流和生活流中再造‘真實’。相比之下,中國當代很多作家寫的并非現代小說,他們仍然熱衷于講述傳奇,無論是歷史、家族的傳奇,還是個人生活史的傳奇,都是把讀者帶向‘遠方’,通過故事所呈現的是他者的生活,閱讀也成了是對好奇心的滿足?,F代小說不同,它是對人性的近距離逼視,也在辨析生活秘密的同時追問內心、審視自我。”因此,在房偉的歷史敘述尤其是抗戰書寫中,已然不僅是人的個體問題,甚至不只代表家國襟懷和愛恨情仇,而是人之為人以及諸如從美食和廚藝中領悟出來的天地自然與大善大真。

        關于這點,如林崗所言:“新文化運動啟蒙了新一代人,由已經覺悟了的年輕一代接過救國救民的接力棒,這是順理成章的歷史必然邏輯。然而正是局勢變化的必然邏輯對文藝的現代性提出了與此前不同的新要求。大革命的興起讓文藝的現代性離開了“五四”新文學的路向,開辟了新的路向,并由此形成了與新文學現代性不同的另一種現代性,或者說形成了兩種有區別的文學傳統。當然我們不能把這兩種文藝的現代性看成南轅北轍或相互背離,后者取代前者。準確地說,兩者雖有不同,但歷史地看卻是一種疊加關系,新文學的現代性按自身邏輯持續存在和發展演變,后者在同一歷史環境里與新文學的現代性疊加在一起構成與其有區別的另一種現代性。”房偉小說從廚食等元素中顯露出一種刀功精美的寫作,但透過此一表層,又可清晰辨認他的歷史意識及觀念,這是理性介入的結果,也是寫作者對于現代主體自身的考量和思考。“原來是熬煮雞脯肉凝結的雞肉凍,加了法國紅酒提鮮。這是寧安從歐洲菜式得來的靈感。”而當觸及到這些料理究竟是中國菜,還是日本菜時,事實上文化的融合所代表的“現代性”,意味著平等與交互,“文思豆腐是淮揚菜,卻是日式刀工;雞蛋飯是日本料理,卻有西洋烹飪法和中國模具。”在小說中,虎太郎甚至希望駱寧安放下仇恨,全力以赴準備兩人的廚藝比賽。當然,在抗戰的大背景下,來自世界的“現代”被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的等級秩序所動搖,也最終為帝國主義的野心所擊潰??梢哉f,其中所意欲表達的那種革命意志中的“文藝現代性”,構成了房偉小說的重要特質。

        在短篇《“杭州魯迅”先生二三事》里,寫到了一個居于底層卻具有某種異質/同質的“魯迅”化身:“像我這樣,既無財產,也無能力的小知識者,如何才能找到活路?想要從文,寫的東西淺陋,投稿石沉大海;即便鬧革命,像我這般衰老,革命黨也不愿顧看我。”在小說中,魯迅是“我”的參照系,如其所援引的《在酒樓上》而自比破落的小教師呂緯甫。世人將我誤認為魯迅,從誤讀中揭示他者的鏡像與自我的辨知。不僅如此,有意思的是當“我的目光停留在姜小姐鼓鼓的胸部。我渴望有一個這樣的女人,慰藉我饑渴的肉身與靈魂”,似乎又有著郁達夫式的自敘傳的顧影自憐和精神剖析,這些都提示著現代中國覺醒一代的知識分子的影子,同時又指向著知識者的某種普遍性精神困境。在這個過程中還伴隨著自我對于魯迅的代入和誤導,這在現實中給“我”帶來了巨大的利益,與此同時也帶來了無盡的困擾。特別是后來“我”被拆穿,梅先生借“我”/魯迅之名借款詐騙,等等,一出啼笑皆非的鬧劇,即人性之弱、之惡、之暗的顯影。

        房偉很巧妙地借助史實重新編排故事,既反思事件,也針砭時弊。“我不再是魯迅了,我只是周預才,潦倒的小學教書匠。我的確冒充了他的名字。開始是誤會,后來就是我心甘情愿地被人當成魯迅。”幻像破滅背后,又是一種所謂的“影的告別”。小說里,“我”與魯迅最終相遇,“人影立住,窗子打開,一個威嚴的老年男人的聲音傳出,居然是老家紹興話:夜頭式阿澤人在此?我終于聽到魯迅真實的聲音!我不敢抬頭,飛也似的逃開了。我不能面對魯迅先生,這是我的悲哀,也是我最后的驕傲。”此時恰遇兵荒馬亂,天地玄黃,命途未知。在逃避戰亂之際,卻與真正的魯迅先生相遇,兩者相顧無言,自此別離,作為“影子”的“我”在魯迅的生活中若即若離,卻不料迎來大先生的死訊。在紀念大會上,“我”竟偶遇梅先生還有后來成為他夫人的姜小姐。在他們的相邀下,小說最后以一場演出告終,“我”自然是扮演魯迅,梅先生扮演《祝?!防锏聂斔臓?,姜小姐則是倉皇失措的祥林嫂。我們若有其事地演繹著,仿佛是最后的致敬,也是自我的救贖,“那是魯迅先生的光芒,不是我們的。我們永遠只是暗處的影。”錯假為真,以真飾假,祭奠在天之靈的大先生,“就讓我們這三個騙子,以這最后的戲劇祭奠魯迅先生吧”。然而無論如何,到底還是需要回到個體的困惑與人世的悲戚,“世上再也沒有魯迅先生這樣的男人了。人死了,有無靈魂,祥林嫂的困惑,也是我們所有人內心的困惑,其實并無意義。無論靈魂有無,我們都逃不掉卑微人生的命運鎖鏈。死亡對魯迅先生來說,不過是生命的另一種輝煌延續。我們大多數人的死亡都是丑陋的,無意義的。時代揪住了我們的命,揉捏了我們的命,然后用恐嚇與欲望,讓我們彼此毫無關聯。”小說具象與理性相結合,現實與虛構相糾纏,真身與假象之間若即若離又在精神上千絲萬縷地纏繞在一起,彼此印證和闡釋,共同指向20世紀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靈肉碰撞和精神焦灼。

        

        毫無疑問,房偉小說里最為顯赫的人物主體便是知識者與文化人,他們是歷史事件與生活現場的見證者、參與者,也常常成為始作俑者或者終結者。百年來現代知識系統與文化認知同樣作為某種躬親入局的元素,甚至構筑了主體性的形成與衍變,其所扮演的角色與參與的反思,都具有一種普泛意義。從這個層面而言,房偉小說蘊含著一種理性的求索,沉入歷史深處,浮出生活現場,為的是更深刻地透視每一個主體內在的心理圖示,描摹那些不容易為人察覺的精神狀貌,因為只有在幽微與縫隙之處,人的身上更深切的渴求和欲望才會顯露出來,如此也才真正形成個體的與宏闊的靈魂樣本。

        事實上,對于房偉而言,《王小波傳》的書寫本身,也可視為他一以貫之地對于知識分子議題的倚重。吳義勤在談《王小波傳》的寫作以及王小波本人時說:“王小波的存在,無疑對中國當代文學具有反思意義。王小波的自由主義,與90年代以來體制內知識界的自由主義思潮,顯然也存在差異性。王小波屬于20世紀90年代,又在文壇的時代審美規范之外,這一點有些類似殘雪。但真正的大作家就是這樣,他們深深地內在于時代,又時刻地警惕著這個時代庸俗的審美慣性,從而超越時代,形成真正的時代反思。”在梁鴻看來,“房偉把王小波的美學風格作為一種實驗,既實踐它,又創造出一種具有開放性和彈性空間的形式”,而在王小波身上,“從來不提供固定的真理式的思想,他更樂于提出一種思維的方法和精神的形態,沿著這一方法和形態,每個人都會達到自己的方向。它強調一種通向真理的方法論,而非真理本身。”從房偉本人包括他筆下的王小波,以及他游弋于歷史中追問的知識分子選擇,確乎印證了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探詢。不僅如此,從知識分子出發,房偉所要抵達的,是更為廣泛的人性與更為廣闊的世界,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他所塑造的相關形象,總是為現實與現象所裹挾,他們在歷史的激流中常常束手無策,或倉皇無依,或進退失據。

        陳思和曾指出:“從知識分子的兩種責任——社會責任與學術責任,到知識分子的雙重標準——廣場意識與崗位意識,我一直在思考現代知識分子二元價值取向的人生狀態,怎樣才能既在專業崗位上有所堅持,又能履行知識分子良知的使命。”如若廣場功能與崗位意識形成雙重缺位,那么將指向知識分子的精神中空,當然背后也透露著歷史的訊息與時代的癥候。重要之處在于,知識分子身上的反思性與批判性,決定了是否能夠對此形成有效的抵抗,如果這樣的路徑是被封堵的,那么將帶來文化的壅塞和道德的分裂。因此,房偉在小說里更愿意將知識者和文化人視為某種倫理的承載者,當然這是中性的存在,但是如果對他的小說讀得細致,可以發現,在歷史的至暗時刻,又或在現實的緊要關頭,總是不乏剛硬的與質地堅固的筋骨,既以其鋒銳朝向一個個具體而微的卑怯卻勇毅的人們,同時以持重而渾厚的鈍感,力圖支撐最虛空的與最殘酷的現實歷史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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