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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偉小說研究·季進主持 | 徐剛:歷史“想象”的激情與方法——房偉歷史小說論

      來源:徐剛 東吳學術 (2024-05-28 09:37) 5998766

        作 者 簡 介

        徐剛,文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中國當代文學史及理論批評。出版有《中國當代文學的城市敘述1949—1966》《小說如何切入現實》《虛構的儀式》《影像的蹤跡》《后革命時代的焦慮》等著作。

        歷史“想象”的激情與方法——房偉歷史小說論

        摘要:房偉的小說創作,與他所從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研究息息相關?;诖?,他的作品顯示出對于歷史敘事的濃厚興趣,這包括抗日戰爭史、民國南京史,以及遙遠歲月的作家傳記史。他的這類歷史小說一方面從學術研究中起步,在“史料化”方面做了精細的探究,另一方面又體現出對傳統敘事拘泥于正史的不滿,試圖以文學的想象力點燃歷史的激情??偟膩砜?,房偉的小說既來源于史料,言必有據,又能夠依據材料靈活運用,沒有被史料“壓垮”。作為歷史“想象”的一代人,房偉的歷史敘事雖面臨諸多困境,但終究彰顯出承擔歷史重任的勇氣。

        關鍵詞:房偉;歷史敘事;《石頭城》;《獵舌師》

        批評家兼職寫小說,似乎是近些年的一股文學熱潮。從吳亮、李敬澤、張檸,到王堯、王宏圖、李云雷,再到梁鴻、項靜和黃平,一時間可謂熱鬧非凡。在此之中,不甘寂寞的房偉也興致勃勃地加入到“新銳作家”的行列。然而與多數寫作者矚目于書寫自我,鐘情敘述過往,積極追摹難以忘懷的個人記憶截然不同的是,房偉的小說總是與歷史息息相關。這里的歷史要么是抗日戰爭史,要么是民國南京史,再抑或是遙遠歲月的作家傳記史。這不禁讓人猜測,房偉最初的創作緣起,或可追溯到他某個與現代文學史密切相關的研究課題。為了研究的順利開展,他游走穿梭于山東乃至全國各地的圖書室或檔案館,四處搜索著那些難以見到的稀有史料。而在研究課題完成之際,那些辛苦積攢起來的各類資料并沒有被馬上拋棄。冥冥之中,它們在等待著某一天,成為房偉學術之余,小說創作中殊為可貴的寫作材料。

        、“史料化”的小說及其人性維度

        縱觀房偉的抗日戰爭題材中短篇小說,比如《獵舌師》等小說集里的主要作品,許多小說的故事線索其實都是從歷史檔案中直接析出的。在這個由歷史材料向文學作品轉化的過程中,我們赫然發現,原本枯燥的檔案“故紙堆”里,往往暗藏著許多動人的故事。在對這些故事進行還原和加工的時候,歷史褶皺處那些語焉不詳的地方便呈現了出來,而文學想象恰恰能夠賦予歷史以氛圍和生氣。在《在歷史的燦爛星空之下》一文中,房偉坦言:“我最初的創作沖動,并不是來自現實,而是來自對史料的興趣。因為學術研究的需要,我閱讀了很多民國史料,尤其是抗戰時期的史料。夜深人靜的時候,當我獨自在歷史的場域之中穿行,恍惚就回到了那個血與火的年代,我突然發現,當我們的作家,整天將目光盯在都市男女那些雞零狗碎之上的時候,我們竟然視這么豐富的民族歷史文化的寶藏于不顧!”這種由學術研究之余的創作調劑,向自覺開掘民族歷史文化寶藏的情感轉移,固然是房偉自我建構的寫作發生史線索,卻終究彰顯出他歷史小說創作的獨特意義。

        在房偉那里,存留于歷史檔案和微縮膠卷中的所謂“歷史材料”,也許只是一篇簡潔的短訊,或者某則一閃而過的逸聞。在被人發掘,并被具象化之前,它們只是一些抽象干癟的文字,房偉卻竭力賦予它們血肉和靈魂,令它們閃爍出奪目的人性光芒。如其所言,“尊重史實,尊重人性,在尊重個體生命的基礎上凸顯歷史偉力,尋找偉大的歷史敘事精神。”這里所表明的,一是人性的維度,二是他所稱之的“歷史理性精神”。這些元素共同建構了房偉小說的歷史觀。在他看來,好的歷史小說善于處理歷史的偶然性、細節和總體的關系,善于賦予歷史以文學的光芒與魅力。正是基于這樣的歷史意識,房偉憑借文學的想象力,終究將那些僵硬的歷史資料應用得極為妥帖。對他來說,即便只是史料檔案里的只言片語,也會被演繹得精彩絕倫。在此,一方面是歷史事件,大歷史“縫隙”中的細小片斷總是如此迷人;而另一方面則是歷史的氛圍,年代劇綿密的物質描摹,更見出作者對相關歷史的熟稔。

        小說《中國野人》據說來自一則真實的歷史故事:1944年秋天,來自山東高密的農民劉連仁不幸被日本人抓到北海道做勞工,之后他雖陰差陽錯地逃出魔窟,卻也只能躲進北海道的原始森林,做了13年的“野人”。這種極富傳奇性的命運遭際,相信令許多讀者都倍感震撼,這一離奇的故事也顯然具有改編成曲折動人的小說的重要潛質。幸運的是,房偉并沒有令人失望,而更加可貴的是,在小說的生成過程中,作者不僅僅矚目于故事的表層結構,而是試圖深入到人物豐富的內心世界,以極具沖擊力的情感維度達致更高的審美境界。于是在他這里,這則北海道的“中國魯濱遜”的故事,似乎具有了獨立于時代歷史的永恒魅力:它不僅關乎一時一地的民族與自我的尊嚴,也關乎浮世歲月中個體所面對的浩瀚無邊的孤獨處境。

        房偉固然善于從歷史材料中尋找創作靈感,但并不熱切追逐那些極具戲劇化的情節型小說模式,他拒絕在敘事上大開大合。相反,他總在某些緊要的關頭停下來,不厭其煩地描摹,細致捕捉那些值得關注的人性節點,希求探尋歷史褶皺處幽暗的人性真相。在他的引領之下,歷史的面貌變得曖昧不明,由此也呈現出復雜人性的諸種狀態?!痘ɑ稹返墓适虑楣澆⒉粡碗s,復雜的只在人性本身。對于那位攜款潛逃的參謀長,小說突顯的不是他的動搖與變節,而是他內心深處令人震驚的倦怠與懷疑,以及由此滋生的恐懼和虛無。一言以蔽之,是驚心動魄的絕望感,將他推向了最后的逃亡之路。筆涉中日之間異族戀愛的《小太君》,堪稱抗戰敘事中難得一見的一抹亮色。盡管小說只是涉及少男少女間的朦朧愛戀,但作品唯美抒情的筆調令人難忘。當然,這類在“錯誤”時間展開的“錯誤”戀情,終究無法規避現實的限制,最后也不出所料地被戰爭和民族大義所摧毀。相較于《小太君》,更為禁忌的戀愛關系發生在《地獄變》里。小說中的日本軍官和中國偽軍之間的同性情誼,頗有些驚世駭俗的意味。然而小說的重點并非戰爭歲月的獵奇之風,而是為了通過細致的人性敘事,著力表達一種死亡年代的虛無之美。

        大概正是為了描摹和測量那些幽暗的人性深度,房偉的小說總能不由自主地呈現出與主流歷史殊為不同的“別樣的歷史”。在戰爭敘事的背景下,人性深度的極限之一,正在于依據一種“反戰”的敘事原則展開的,對于所在族群以及民族立場的反思或反抗。在流行的敘事中,這種“人性的深度”更多發生在日本軍官這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看到,房偉小說里活躍著一群熱愛和平的日本軍人,這些人物都與電影《南京!南京!》里日本軍人角川的形象頗為類似。當然,作者有充分的歷史材料來支撐這種敘事的可靠性,而不至于讓其淪為“一場未遂的歷史對話”。事實上也確實如此,對于敏感纖細的靈魂來說,戰爭陰影中的無盡殺戮終究讓人厭倦,而那些人性泯滅的瞬間則總是令人頹唐、倦怠、崩潰,乃至自我厭棄。在房偉這里,每一個不起眼的人物,都仿佛胸中包藏著萬千丘壑。小說總是力圖將他們內心的煎熬與掙扎,以及自我的殊死搏斗展現得淋漓盡致?!镀呱彙防锏您Q田英秋,便失落于那深深的厭倦;《副領事》里“失蹤”的副領事,則煎熬于反戰的苦悶;而《幽靈軍》里的長谷川信彥,雖只是歷史“角落”里的無名之輩,卻如孤獨可悲的武士一般飽受戰爭之苦,這是因為,“他的敵人,不是川軍,也不是數不清的中國部隊,而是世界的無意義。”

        在此之外,房偉也會竭力在他的抗戰敘事主線之外,展現出一種多樣的美學追求,這使其小說呈現出微妙的變化和豐富的韻味?!稓⒑酚闪菏槿沼浺蚩箲鹉甏囊粍t逸聞,再加之亦真亦幻的胡族傳說,整個小說始終籠罩在難辨的迷霧之中;《去國》講述的是汪精衛的故事,小說以嚴謹的人物傳記史料為基礎,細致剖析了主人公從心存死志的“精衛”蛻變為萬人唾罵的漢奸的心路歷程;《指南》以革命與游戲的奇妙混合,試圖在現實和歷史之間架起一座詩性的橋梁。這里最有意味的當屬《獵舌師》。小說用大量篇幅敘述了各類菜肴的烹制過程,比如淮揚菜、日本料理和西餐等,這種將知識性的文化鄉愁融入到特定歷史寫作之中的創作方法,為作者接下來長篇小說《石頭城》的創作奠定了堅實基礎。甚至在《獵舌師》的最后,主人公駱寧安那幕以餐桌為戰場的復仇場景,也都與此后那部更為宏闊的長篇小說有著莫大關聯,這足見小說具有的無限生發的藝術啟示。

        當然,在檢視房偉抗戰題材的中短篇小說時,一個有意思的話題在于,歷史檔案和歷史小說寫作的關系問題。一方面,房偉小說的每一個細節,每一個道具都力求做到精確無誤,而“檔案”的精確性顯然為小說提供了一種“真實可靠”的保證,這與當下泛濫的“抗戰神劇”形成了鮮明對比。然而另一方面,真正進入歷史時,我們又會無奈地發現,歷史的豐富和復雜有時會超出人們的理解。此時的我們或許會恍然大悟,過往的歷史教育已然牢牢塑造了我們的歷史觀,它可能早已被固化,令我們拒絕接受某種“陌生”與“新奇”。這大概正是我們閱讀房偉的小說,閱讀這些基于嚴肅的歷史材料創作而來的作品時,卻分明感覺到它們有時比“抗戰神劇”更加“神奇”的原因所在。

        、切入特定歷史的獨特角度

        縱觀房偉的抗戰題材小說,另一處極為重要的藝術特點在于,它們都有著非常鮮明的地域文化背景。在這些作品里,作者花費大量筆墨描繪魯南的地域文化,而幾乎所有故事也都是圍繞這些地域展開的。這大概就是他經常談起的“地域主體特質”的確切意涵。對于出生于山東濱州的房偉來說,在去往蘇州之前,他整個求學階段,以及很長一段時間的工作地點,都是在山東。地域文化所凝聚的獨特情感,總會通過小說展現出來。這便正如賈平凹筆下的商州與秦嶺,莫言小說里的高密東北鄉一樣,在作家那里,故鄉的人文歷史總是具有別樣的意義,這于房偉也不例外。然而隨著他的工作調動,這種小說中的“地域主體特質”也會自然而然有一個變化。在長篇新作中,房偉轉而開始寫起了南京?!妒^城》(載于《十月·長篇小說》2022年第3期)雖以“南京大屠殺”為敘事背景,但在主體敘事之外,作為小說氛圍的南京地方文化依然翔實地道,這也正是房偉所擅長的。在此,這固然是一種新的地域情感認同,然而我們注意到,作者其實一直都對“南京大屠殺”題材有著濃郁的興趣。因此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地域的變遷恰為他實現長久以來的文學夙愿提供了重要契機。

        坦率地說,《石頭城》可謂房偉抗戰題材小說的集大成之作。在此,作者仍舊依據其“史料化”的小說寫作方法,尋找到了一條切入“南京大屠殺”題材敘述的獨特角度。從葛亮的《朱雀》,到嚴歌苓的《金陵十三釵》,再到哈金的《南京安魂曲》,關于南京城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總是抗戰敘事中常寫常新的段落。作為一部“非典型戰爭敘事”,《石頭城》顯然試圖從“大屠殺”的側面進入到那段歷史。這是一段無法直面的失敗的歷史,南京記憶帶給后世者的不甘總是令人如鯁在喉。面對歷史,人們在正視失敗之余,其實更愿意去竭力發掘南京淪陷后各方力量之最后的抵抗,由此平衡那段歷史帶給人們的屈辱與無奈。在陸川的電影《南京!南京!》中,戰斗到最后一刻的國軍游擊戰士,無不令觀眾動容。這里所捕捉的抵抗至最后一刻,乃至從容就義的悲壯,終究能稍許動搖一下人們在不同媒介中常見的歷史感受,由此略微消弭那些由麻木的人群順從地引頸就戮所激發的民族屈辱和悲涼。這種虛幻的亮色,大概正是我們重述這段歷史時所能獲取的僅有安慰。

        房偉的《石頭城》顯然也有從此方向著力的打算??雌饋?,作者似乎試圖重新將大屠殺講述為一個本土的抵抗故事。為此,他明顯表達出對于《金陵十三釵》等流行的南京敘事中,有關洋牧師或西方教會拯救中國人的敘事模式的不滿。在小說創作談中,他這樣說道,“我們需要更多不同的故事,需要有更多本土作家,從本民族文化與歷史根底出發,寫出自己的中國故事,而不是讓別人替我們發聲。我們的主人公也應該是那些面對歷史浩劫的普通的中國人。”這種“偏執”的態度,并不完全出于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而更多體現出對新的寫作模式的向往。當然,關于一種熟悉的寫作題材,總會附著太多惰性的寫作“遺產”,如何“超克”既有的寫作模式,顯然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為此,《石頭城》里毫不起眼的童子軍們其實扮演了重要角色。小說由此也為這段沉重的歷史,引入了一種別開生面的少年視角。在此之中,少年的抵抗更是有著非凡意義。圍繞少年敘事,作者早年參與過的紀實文學創作為此提供了堅實基礎,那部《屠刀下的花季》(濟南出版社2007年版)講述的南京陷落期間的少年故事,大概正是《石頭城》中主要故事的雛形。此外,新近發掘的“紅山義勇”的相關資料,也為所謂“南京抵抗者”的敘事提供了難得的想象空間。在這段非凡的抵抗之中,紅山義勇軍伏擊北固山日本軍火庫的段落,正是小說中這段歷史的華彩樂章。

        為了給“南京抵抗者”的故事編織更多的歷史細節,房偉從“史料化”的小說寫作方法中獲取了許多經驗,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從小說來看,抗戰前后南京的民俗民風、歷史風貌、人文環境,以及當時混亂復雜的歷史氛圍,各色人物的總體表現,小說都做了非常細致的刻畫。當然,這些以歷史風物為中心的知識化的迷戀,也總能在小說中輕易地流露出來。貫穿在小說中的飲食文化,便是其中最為突出的表現之一。作為一部反映“南京大屠殺”題材的長篇小說,《石頭城》極為罕見地呈現了太多與敘事主線并無關聯的飲食文化細節。從六喜臺的酒,到夫子廟的糕,從“茶壺妹”的熱茶,到索菲亞嬤嬤的牛肉餅和雙層蛋撻,以及師父老姜頭的生煎,抑或紅山義勇們的清湯掛面,曾泰的鹵豬頭,以及蘇州娘姨最為擅長的“奧灶面”……無論是南京本地的,還是其他地方的,作為歷史之再現的各類菜肴在小說中層出不窮。在此,飲食的重現,固然是為了提供詳盡的歷史“道具”,進而重建歷史場景。比如小說在描寫南京街景風物時,總是不由自主地引向各類“吃食”。從小刀面到“茶糕擔”,一并呈現的還有奇芳閣的麻油干絲、紅豆糕、醬牛肉和蟹殼黃燒餅,以及裝著碧螺春的馬蹄形壺盞。作為日常生活一部分的飲食文化,既滿足作者小說敘事中的史料意識,這些繁復的細節,對于歷史的再現也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而另一方面,作為文化鄉愁的寄托,小說中的南京菜肴,又是對即將消失的文化的一種挽歌式的迷戀。小說不斷寫到各類宴會上諸種飲食的“精巧”和“講究”,飲食的背后顯然有一種文化的在場感。此外,小說還屢次寫到死亡之前的最后菜肴,這些濃墨重彩的場景,更是包含著一種文化訣別的悲壯意味。

        當然,作為一種民族主義的表達方式,《石頭城》中的飲食段落在某種程度上扮演了極端環境下人性窗口的角色,飲食的“歷史感”也清晰可見。“玉陵春”的松鼠桂魚事件,似乎是此后“獵舌行動”的一次前奏。而后者更是堪稱小說中最具想象力,也最為悲壯的段落。在此,飲食的對決成為以想象的方式完成的一次中日戰爭對決的替代。小說中,潛伏的軍統特務蔣坤安,同時也是淮揚菜名廚,他不惜犧牲自己作為廚師的倫理道義,也要完成一次氣壯山河的刺殺行動。小說在“廚之道”的禮贊之外,義無反顧地指向一種樸素的情感倫理,不禁令人感動萬分。當然,蔣坤安刺殺之后緊接而來的自殺,也意在強調快意恩仇所帶來的情感“糾結”,這正是作為知識分子寫作者面對的倫理困境所在。凡此種種,都體現出小說以飲食為“道具”展開的歷史想象、文化認同及倫理思考意義所在。

        、作家傳記的小說呈現

        在最近出版的小說集《杭州魯迅先生》里,房偉同樣以“史料化”的歷史寫作方式,聚焦“作家之死”這個極富意味的話題。這些小說以相關作家的傳記材料為中心,既透露出湮沒在歷史之中的隱秘細節,又極為細膩地切入到相關人物的內心世界,深入剖析其中的情感歌哭。這便在抗戰故事系列之外,別開生面地將歷史小說創作引入另一維度。這種顯著的變化,以及變化之于房偉創作的重要意義,無疑都值得我們認真關注。

        從史料的角度來看,小說《“杭州魯迅”先生二三事》的情節主干部分中有關假冒魯迅之事,其實并非子虛烏有。關于此事,魯迅先生當年也曾專門撰文予以揭露,小說所引述的《在上海的魯迅啟示》就是被魯迅收入到《三閑集》的真實材料??偟膩砜?,這一有意無意的假冒事件,只是大歷史中一閃而過的片段,房偉卻巧妙地抓住這一話題,對其進行了有趣的重構。小說中的周預才,與魯迅的周豫才只有一字之差,加之外貌上的幾分相近,在某些場合偶然被人誤認作是魯迅本尊,所有的誤會也都由此而來。在此,一個假冒的魯迅,不斷面對類似今天“追星族”般的各類“騷擾”。這里所產生的諸種誘惑,終究使得原本清醒,甚至頗感無奈的“我”,也鬼使神差地走向了迷失。用小說的話說,“開始是誤會,后來就是我心甘情愿地被人當成魯迅。”面對這種戲劇化的場景,揭穿它是容易的。冒牌魯迅在蘇曼殊墓前露出的破綻,小說也從史實的角度進行了還原,但這顯然不是小說的關鍵。對于房偉來說,故事更有意味的是如何通過這個周預才,呈現這位經不住誘惑的底層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展示他與時代可能發生的復雜關聯。于是小說極為巧妙地給主人公“加戲”,讓他與真實的魯迅發生一定程度的交集,甚至讓他切身感受魯迅之死的心靈震撼,由此也讓小說獲得一種獨特的歷史意涵。

        同樣讓房偉在虛構與紀實之間感受到“寫作的快樂”的,是那篇聚焦郁達夫之死的《蘇門答臘的夏天》。這篇小說同樣在歷史材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這里重要的依然不是所謂的真相,而是試圖通過歷史的“重返”,去挖掘歷史中并沒有被足夠關注的復雜與殘忍。小說極富意味地講述了一段“郁君”與日本人相遇的場景,這也是郁達夫傳記中必不可少的段落。在與一群人搭乘牛車時,面對突然出現的日本軍人,“郁君”自告奮勇用日語與之交流。然而當危機結束后,當地土人卻無情地將他趕下了車。因為很顯然,他們把“郁君”當成了日本間諜。這種暗中保護,卻又被人誤解的情形,總會令人頗感氣惱。對此,如小說所言,很多年后,郁君的中國朋友,特別是黨管理下的干部,都對他的行為有些迷惑,因為在常人看來,他完全沒有必要將自己置于危險境地。然而,郁達夫的復雜性或許正在這里。在戰爭期間,他確實救了不少人,卻也幫日本人做了不少事,盡管多數時候只是敷衍。這不禁讓人想起卜正民(Timothy Brook)在《秩序的淪陷——抗戰初期的江南五城》(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中所談及的所謂“消失的歷史真相”。在他看來,日本占領中國的歷史,既是一部抵抗的歷史,也是一部“合作”的歷史。卜正民的追問在于,倘若中國人幫助日本人,只是為了限制他們對普通百姓的屠殺,那么該如何來評價這種所謂“通敵”行為?反之,如果“抵抗”會引來更大的殺戮,又該如何看待這種“抵抗”行動?盡管這里的歷史追問,有著消解抵抗主義者關于戰爭敘述的絕對正義性,以及為那些與日本人“合作”之人做巧妙開釋的嫌疑,但它終究引向了一種客觀存在的事實,即歷史本身有時候可能并非黑白分明,而具有一種難以言明的曖昧與復雜。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如小說所言的,關于“郁君”的死,“大部分人說,日本憲兵害死了郁君,也有人說,印尼抵抗勢力將他作為日本的跟隨者,悄悄處決了。”這當然只是作為“戲中戲”所嵌套的章謙之小說所做的假設,但也以其獨特的方式實現了房偉所預設的,勇于揭示歷史的復雜與殘忍之處。

        作為《革命星空下的“壞孩子”——王小波傳》(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版)的作者,對于房偉來說,《杭州魯迅先生》里最重要的小說當屬那篇事關“王小波之死”的作品《一九九七年“海妖”事件》。這篇小說去除了《“杭州魯迅”先生二三事》與《蘇門答臘的夏天》里一再出現的“章謙”這個“嵌套”式的敘事外殼,而更為直接地切入到作家的人物傳記之中,這也正是房偉最為擅長的部分。多年來,他一直對王小波研究傾注了極大的熱情。事實上,正是基于一種極為特殊的情感,以及個人在人生經歷上與王小波產生的心靈契合,他一直將寫作一本王小波傳視為自己最為重要的工作。因此,從《一九九七年“海妖”事件》來看,小說不僅再現了“小波之死”的具體場景,也還原了他作為一位“落魄作家”的日常狀態,其間蘊含的獨特情感溢于言表。而小說的信息量遠不止于此,從王小波關于“丑人”的小說,到所謂“海妖”的隱喻,作者在不斷回應王小波的諸多作品,這在他其他的傳記型小說中并不多見。

        這也很自然地讓人想起房偉關于王小波的那部傳記本身。其實在《蘇門答臘的夏天》中,房偉已然回應了這種傳記寫作的“可憐”與“幸福”:“傳記作家是可憐的文學工作者,傳記寫得好,榮譽歸于作家,傳記寫得差,詬病歸于傳記作者。他們都是卑微的記錄者,被大師的光芒所籠罩。但是,誰又能說,這不是一種幸福?一個人總要做點什么,才能證明自己。一個傳記作家最好的作品,是對逝去亡靈的告慰。他會帶有傳記家的挑剔,令人發指的考據癖,考察傳主和情人的每一次會面,追問傳主難以啟齒的隱私。他將和傳主成為親密朋友。他是令人討厭的崇拜者,更是喋喋不休的窺視者。”與一般人物傳記的不同在于,這里的傳主是一位著名作家,單純人生經歷的羅列其實不足以呈現人物的全貌,作品的分析顯得必不可少,而后者亦是房偉的專業所長?!锻跣〔▊鳌返拇罅科鋵嵤窃谧鲎髌贩治?,而整個傳記也是在對照作品和人生經歷的互文閱讀基礎上形成的。也就是說,作品和人其實是相互闡釋的,在作家的生活里發現作品產生的緣由,同時又從作家的作品里發現作家的生活時代。這不僅是那部傳記,也是這篇小說的創作方法。

        這種以“史料化”為基礎的傳記型小說寫作方式,其實并不只是為了從歷史人物身上獲得一種似曾相識的閱讀趣味。在此,文學的重要性恰恰在于一種想象力與虛構的熱情。以“戴厚英之死”展開敘述的《謀殺女作家》,同樣極為簡潔地以“我”作為敘述人切入,這顯然更符合小說的代入感。但這里略顯復雜的是,小說呈現出多重第一人稱的繁復感。一方面是作為案件調查人員的“我”的視角,另一方面則是以殺人犯“我”的視角代入,這不僅讓整個故事的不同側面展現得更加全面,不同的心理活動與內心獨白也讓整個小說呈現出多聲部的敘事交響。這種敘事的想象力更典型地體現在《寒武紀來信》中。小說中的“張資平之死”本無太多史實上的爭議,但小說極富想象力的地方在于虛構了他與崇拜者愛琳之間的通信。小說以這樣的方式與海派文學傳統聯系到一起,這不僅使得不為人知的死亡獲得了別樣的見證,也以想象方式將歷史的幽暗之處照亮?;蛟S是為了掩飾這種虛構的熱情,小說再次啟用作者在這類小說常用的“嵌套”方法,以吳泰州與鄧辰這對酸文人的故事建構的“戲中戲”結構,獲得一種微妙的間離效應,由此將敘述的真實性懸置起來。歷史想象的魅力,大概也正在這里。

        結語、歷史的“重現”與“想象”

        縱觀房偉的歷史題材小說,他一方面為了捕捉歷史的厚重,為文學增加一些嚴肅的砝碼,他的小說總是從學術研究中起步,在“史料化”方面做了精細的探究。但另一方面,他又對于傳統敘事拘泥于正史表達出諸多不滿,試圖以文學的想象力點燃歷史的激情,用小說的方式打撈消失在故紙堆里的被遺忘的歷史。這種歷史褶皺處的文學思索,顯然寄予著他不小的藝術野心??偟膩砜?,他的小說既來源于史料,言必有據,顯得真實可靠;又能夠依據史料靈活運用,沒有被史料“壓垮”,處處力求彰顯出文學的想象力。這也從整體上表達出他對于當下小說創作的反撥,“很多作品或流于戲說,止步于傳奇性與戲劇性,或過于沉重乏味,成為史料的堆積”,然而對于年輕的房偉來說,歷史畢竟早已遠去。相較于上一輩那些歷史的見證者來說,這種“遲到感”不言而喻。正如一位同樣迷戀歷史的年輕作者所說的,“就歷史觀念而言,上一輩作家有一種與時代休戚相關的熱情。這是與生俱來的寫作優勢。身為一些重大事件的在場者,體驗是切膚的,冷暖自知。‘歷史’對我們這一代人,是個具有考驗意味的詞匯。具體到中國的現代史區間,你必須依賴于間接經驗去建構。而這些建構還需要獲得歷史見證者的檢驗與認可……歷史對于他們,是‘重現’(representation),而對我們這代,更近似‘想象’(imagination)。與他們相比,我們似乎面臨的是一個‘小時代’。”在這個某種意義上的“小時代”里,為了彌補晚生的“劣勢”,歷史的缺席者往往不得不埋首于“故紙堆”中,與那些枯燥的史料建立休戚與共的聯系。這樣的過程雖然艱難且頗感無奈,但看得出來,他們仍然樂此不疲。畢竟,他們勇敢地承擔起了歷史“想象”的重任,這是一代人無法逃避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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